以2003年夏天晏阳初best365体育在线在河北定州翟城村的创办为一个标志，新乡村建设在中国的大地上撒下了第一粒种子，两年后，我们回望这粒种子的成长，我们发现它已破土而出，虽距离枝繁叶茂还有很长很艰苦的路要走，但在太阳的照射下，它的几片小嫩叶仍能闪射出熠熠的光辉。
翟城实验区工作始于两年前的夏天，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其酝酿过程却要慢长得多，它并不是突然到来的，而是有将近十年的思想过程，当我们仔细观察那几片嫩叶时，是否先回头看看土壤是如何生成的？
历史的先声
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其源头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展起来的中国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历史上的这场旨在“启迪民智、开发民力、建立民主、改善民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们目前开展农村建设工作的最重要思想资源和实践资源，所以我们谈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就不能不对历史有一个切实的了解。但限于篇幅，读者可通过其他文章来认真认识这段历史，这里只对其最重要的思想内核稍作解读，而又以这场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晏阳初先生的思想为解读对象。
自梁启超写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以来，废科举，办新学，塑造新民的工作几十年没有间断，强大的政府和有限的民间在那个时候就这一认识达成了空前的一致，新学堂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冒出来，晏阳初是这些新学堂的受益者之一，其创办者是西方传教士，晏阳初在这里接受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理想的双重熏陶，后来他说出“一切问题自人而生，欲谋求问题的解决，自当在人上来下功夫”，及终其一生进行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可以说是对梁启超和新学堂的冥冥呼应。
正是抱定了人是一切问题的制造者也是一切问题的解决者这个根本认识，晏阳初将着眼点放在了教育上，希翼通过教育的革新和普及来达成变革中国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平教会当年在定县农村的墙上刷上“除文盲，作新民”的标语，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会有“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的口号，甚至晏阳初给自己一个孩子也起名为“晏新民”，足见“新民”在整个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重要意义，可以说已经是一种象征了。
那么“新民”的“新”作何解释呢？在平教会对其会标“平”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略窥一斑：……中间一竖代表一个有思想的、具备平等、公平观念的人立于天地之间，这样的人是有尊严的人，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晏阳初进一步将新民阐述为具备生产力、知识力、团结力、健康力“四力”兼俱的人，“他们享其应享的权利，尽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人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作新民”的教育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和有进取心的中国公民。但“所谓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国与我民族旧有的，或由东西各国新介绍新抄袭来的就是新，我们所谓的新是我国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的新生命的新，当我们进行创造时，既不盲从地抄袭外人的东西、固执地保守我国的古董，又不偏激地轻视其他各民族的的文化贡献，或偏激地抛弃我中国民族固有的一切文化成绩。”
晏阳初在这里强调进行“作新民”的工作时，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认同，就不容易培养人民自动自发的精神，就无法凝聚全民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晏阳初传>的作者吴相湘教授所说，梁启超的新民说只提出了什么是应兴应革的，却没有说怎样去做这些应兴革的工作，晏阳初的作新民则是从行动中悟出来的，“新民”观念经由崭新的改造，将不仅成为中国变革的重要资源，而且是使得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苦力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体。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很敏锐地抓住了平教会在定县工作的思想内核，埃德加斯诺在其采访文章中写到：我在定县发现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相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他们的心理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不必夸大说，晏领导的运动一旦成为革命的强大命运，势必超过中国军人多年来打来打去的放荡行动。《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写到：定县工作不仅注意农产的增加，尤其重视使经过教育的农民养成自己担负起责任，这是自日常生活一般事情上保证真正民主政治的一项努力，一旦这一实验成功，定县农民就可自己解决自己本身的一些问题，这一注重培养人民自己负责的基本观念，自将形成全国人民生活的永久基础，不再依靠少数教育改革家的热忱。
晏阳初对梁启超 “中国曾有过民有的和民享的政府，但从未有过民治的政府”这句话一定印象深刻，他接着梁的话说：“当前中国的民主制在体制上和巩固上仍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有为数众多未进过学校、没有文化的普通民众，他们无论直接地或间接地在地区级或国家级的政府里，都没有能力完全地享有现代共和国政府的公民权，所以为民主制度去教育千百万缺少教育的民众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平教会在定县的公民教育部门，在最初的识字教育时就开始研究如何使传统亲民政治的地方自治进步成现代化的中国民主，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起坚实的基础。
但民主政治并不是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直接目标，平教会同仁认为平民们既已学会自己办理学校、现代农场、合作社、卫生保健所，他们自然就有资格和能力来办理自己的县政、自己选举县长，从而实现“为民所治”的民主。
如何在乡村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实现人的改造，平教会自1926年开始进入河北定县农村进行了为期十年的探索，总结出四大教育(文化、生计、卫生、公民)联环并进的改造方案，这一方案四十年代以后在“华西实验区”及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得到推广，都被证明具有明显的效果，现在则更成了评估世界各国社会改造工作缺一不可的四个指标。
基于上述认识，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开始定县实验时即制定了以下五大原则：
教育的：建设即教育，教育即建设，教育这条主线要贯穿在实验区的所有工作中；
实验的：要有实验的态度去做工作，随时进行检讨和修正；
辅导的：农民是发展工作的主体，我们这些从外面进入的人要始终处于辅导的地位；
综合的：建设要求整体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卫生、教育同时推进，避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因为任何一个问题都不可能单独地存在；
组织的：组织是共同改造生活、推进建设的必要条件，实验区的工作重心，在于完成农民的教育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由教育组织来推动和完成经济合作组织。这可保证建设工作的有效性和持久性。
目前这五大原则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各国的农村发展组织共同遵守的普遍原则。
我们不能说全盘接受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认识，但我们确实可以说，我们吸收了他们有益于新时期开展乡村建设的部分，包括他们的实践精神。
我们的认识基础
我们为什么要把双脚迈进农村？我们的现实忧虑是什么？我们寄望于自己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指我们开展新时期乡村建设工作的认识基础，我想这也是我们在探讨具体的工作之前需要明了的。
写作<<B模式>>的布朗先生在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谈中质疑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说：“你看看华北平原甚至扩展至河南、安徽的地下漏斗，你就知道你们为你们的经济增长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以目前慢慢为社会接受的绿色GDP来重新审视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等于在原地踏步或者更遭，因为很多被毁坏的自然已不可修复。翟城村在过去二十年中地下水位下降了接近五十米，所以这几年来村民家里经常在进行挖井，因为原来的井已太浅抽不出水；在河北刑台农村，用于灌溉的井深已达至三百多米，农业的灌溉成本一年比一年增加。在这些地方，因长期使用化肥农药，土地板结和沙化现象已很严重，地力不断下降，农民为了维持原来的产量又得一年比一年多施用化肥。这是自然给我们的发展提出的警示，另一方面，与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相伴而来的社会生态的恶化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最新的调查分析显示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达0.45，已远远超过警戒水平，20%的人口只掌握着4.7%的财富，另20%的人口则占有67%的财富，财富权力很明显地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而且在教育产业化的鼓噪声中，农民希望通过子女入学来改善社会地位的愿望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中途辍学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正常地进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种威胁。近来接连发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如万州事件、定州事件正是对愈益不公的社会的一种反应。
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目前有7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使再经过20年的城镇建设，仍将有半数以上（约为8亿）的人口无法离开农村。同时，中国还是一个教育小国，广大的农村人口缺少充分的教育。尽管政府提供了较为成型的教育系统，建有小学、中学、大学，甚至为数不少的研究生院，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教育体制把绝大多数的农村社区成员排斥在外，他们中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跨进过校门，大部分则在初小毕业后就回到了农村。无疑地，目前中国社会的严重病症之一，即城市与乡村的隔裂，正是长期以来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结果，这种不平衡体现在财富、权力、文化、吸引力以及希望上，城市不断扩展，而农村则在不断萎缩，农村生活的这种瓦解趋势并不能将我们引向光明之路，因为作为一切经济生活的前提的主要生产是在农村进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后果：失业、贫民窟、暴力、精神疾病……。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诚然，经济发展是有效的方法，但按照国家主席‘两个务必’的指示精神，经济发展的基础在经济之外，其基础建立在更多更平等的教育、组织和训练上，建立在人格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民族意识上。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就像一个个尚待开发的“脑矿”，在他们身上潜伏着无穷的力量，这种力量足以使他们过上有尊严而又幸福的生活。而要激活这一力量，必须把重点放在充分利用每个人的干劲、热情、智慧和劳力上，通过更多的教育、组织和训练，通过在农村社区开展生产教育、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环境教育、法制教育等综合的教育活动，启迪他们的心智和天然的德行，从而提升农村社区的整体水平，使农业不仅提供食物，也使人民与现实自然界保持联系并心存谦卑，使农村这一较广阔的居住地成为具有人情味的高尚场所。所以我们不会去寻找诸如加速农村人口外流等手段，而是要去寻找重建农村文明的手段。
探讨中国社会从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走出来，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简短的概括。
我们的工作
我们实际到农村去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现在要从这些工作中提炼出什么或者看到什么成绩，显然有点勉为其难，“不够”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工作和思考，应该说是“非常不够”，所以你仍然只会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一些设想和认识。
协助村民建立自己的组织。我们在翟城村称这样的组织为合作社，在其他一些地方则以文艺队或老年协会等形式体现。一般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我国农村的公共空间即一年比一年狭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使人回归家庭的温情时也使人的公共意识渐趋淡漠，所以我们会看到荒草从农村戏台的化妆室里长出来，也会看到水从损毁的沟渠里倾泻而出，偶尔一辆小车从村道上通过，它扬起的灰尘或溅起的污水也会让我们皱起眉头。农村的一切都在继续着，土地在继续，猪舍在继续，闲言碎语也在继续；唯有公共生活没有继续，组织没有继续，集体没有继续。而市场、强政府、电视文化趁着这空档悄然地霸道地侵袭了农村，农民则在这种袭击下丧失了大部分的自信，甚至尊严。如何将分散了二十几年的农户重新组织起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在开始实验区工作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自2003年8月开始，我们即有意识地在村民中开展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宣传工作，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邀请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专家到翟城村来开展合作社培训，也选派翟城村的干部到北京等地学习合作社的相关知识，这为2004年5月份合作社的正式成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合作社是在国际合作社原则的学习中成立的，翟城村共有134户社员入了社，由于有前期的宣传基础，社员入社的动机已不仅仅只是追求经济上的利益，他们还希望能实现其他的一些价值。当合作社不能很快带给社员经济上的收益时，这些价值成了支撑合作社的力量来源。这些价值是我们推动“弱者的联合”型合作社时需要特别强调的，这有别于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专业型合作社，他们是单纯的经济联合体，社员之间只有经济的关系，而没有诸如关心弱者、关心社区、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概念，翟城合作社正是我们实践这些概念的一个尝试。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合作社学习小组的建立。
协助建立学习小组。关于学习小组，我们的认识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有很多关于农村发展的措施，比如村民自治、费改税、取消农业税、三下乡、公司加农户、合作医疗等等，这些措施好像风一样从农村的大地上吹过，带走一些树叶和灰尘，然后农村复归平静，麻木、怨恨、腐化、衰朽、猜忌、无助、自私、疾病与纯朴、善良、诚实、亲情、热诚、智慧、体力、吃苦耐劳这些原料是农村厚重的地基，一阵风两阵风是奈何不得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即使是新中国以后，百姓仍是百姓，社会的病症一一都可在历史中找见。我们有很多的改革、有很多的起义、革命，但这些改革或革命没有发生在人的心灵上，所以经过多少的制度变化、朝代更替，我们的问题仍在低水平上重复着。革命必须发生在人的心灵上，除了教育，我们能找到第二条路吗？所以在实质上，乡村建设就是教育的建设。翟城合作社读书小组计划希望将农村发展工作的基础落实到健全人格的培养即人的完善与和谐上，而读书是现实可行的有效的方法。”读书还要强调有组织地读，好像学校要有课堂一样，这是使读书具有效率和持久性的有效办法。我们在与村民充分讨论后，根据社员居住的片区进行划分，将合作社分成12个小组，每个小组约11户，每组由组员选举一个组长负责组织组员进行学习，一般在农闲的晚上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村民都有聚在一起聊天的习惯，学习小组在不增加社员时间成本的前提下，使社员的闲聊成为提高自己的一个可能。学习的地方就在社员的炕头上，或是丝瓜架下，十几个人，大人和小孩，他们围坐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怯怯地朗读着，他们中一些人，只是在小学时看过汉字，以后即再没有机会跟文字打交道，他们将书本凑到眼前，一字一顿地读着＜<卡尔威特的教育>＞、＜<晏阳初的思想与人格>＞、＜<中国公民常识读本>＞、＜<庄稼医生>＞、＜<法律咨询手册>＞、＜<印度的乡村建设>＞，等等，其情其景会让你感到中国的希望是那么实在地涌动着。九十年代以来，农村中的知识与资金一样逃不开被城市抽离的命运，农村文化的空洞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老人的经验和阅历也不再有传承，农村中的精神维系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隐，邻里之间的帮忙也被涂上了金钱的色彩。这个时候谈农民的自我教育、自我学习显得更为急迫，也显得更为困难。教育是一个国家的万年根本大计，也是一个社区的根本大计，舍教育没有其他根本的路，但教育注定是一项艰难的事业，相比于工厂、商店、水泥路面，教育暂时显得暗淡无光，它的光亮要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所以翟城合作社各学习小组说他们要在一起学习二十年，二十年后，他们都将步入老年，但这个社区发展的基础将由此奠定。我们不能说现在就已能看到学习小组工作的实际效果，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学习小组仍还不能自觉地组织起来，村民还没有养成自动学习的习惯。但有些工作我们还是能看到效果的，比如翟城村的文艺队。
协助翟城文艺队的发展。农村文艺的衰落一般被认为是农村公共空间变得狭小的主要标志，而衰落的标志则是农村戏台的荒草和夜晚的黑寂，即使是在农闲时间，你也很难在村道的另一侧听到锣鼓的喧响，有的只是漫漫的黑夜。翟城村在大集体时曾有一支由四十几人组成的文艺队，他们写剧本、排节目、到十里八乡巡回演出，有时也到城里演出，有一年在保定地区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中，翟城文艺队还获得了第一名，对于一个村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记忆，现在翟城村上了年纪的人谈起这事，眼神里都有不一般的光彩，他们骄傲地谈论过去，对现在的萧条局面万分惋惜。但那时候每一个演员都是全职的，他们可以不参加集体劳动，但挣得的工分却不比其他人少，他们可以在维持家庭生计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的爱好，农村的大众文艺因此能呈现繁荣的局面。大包干以后，一切关于集体的东西都瓦解了，文艺队也逃不开散伙的命运，相比于个人的爱好，维持家庭的生计才是最重要的，队员们只是偶尔会拿出二胡或小鼓来自娱自乐一番。当集体不再有义务，队员不再有动力，农村文艺生活应怎样来推动？将大众对文艺的天然爱好和闲暇的时间组织起来，这是我们开始实验区工作时第一优先要考虑的，因为这是农村工作的便捷之道，这一步棋活了，其他工作就会容易一些。首先我们将当年文艺队现在还活着的队员们召集起来，尽管这些队员们也都老了，但他们对乐器和地方小调却没有生疏，何况在他们往后的几代人中，几乎就没有受过文艺训练的人才，所以在翟城文艺生活复兴的舞台上，暂时还得由这些老队员们来担当主力，他们一方面要重新熟悉阻断了二十几年的舞台艺术，一方面还得开始培养年轻的文艺骨干。把他们组织起来比进行其他组织有更大的困难，毕竟他们也有二十几年没有合作了，而且老人的性情也象天气一样不好把握，但不管怎么样，文艺队的集体想象在吸引着他们，然后是一些年轻的文艺爱好者，他们在农闲的晚上聚在一起，老人们拉着古调，年轻人则跟着电视学习现代舞蹈，新的文艺队在磕磕碰碰中走了过来。目前文艺队已有40几位队员，从传统剧到现代舞蹈，他们已能编出十几个节目，再加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几个节目，翟城村民就能欣赏到一台很丰富的演出了。前不久我们还从河南兰考合作社请了两位社员过来为文艺队新近建立起来的腰鼓队教授腰鼓舞，队员们冒着38度的高温天气硬是学了一个星期，将基本功学会了才把老师送走，个别队员因此还中了暑。文艺队的努力也为他们带来了荣誉，在镇里和市里组织的几次文艺汇演中，他们都拿到了头奖。
翟城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最近十年来随着医疗费用的持续高涨，农村看病难已成为异常突出的问题，温铁军先生将它比喻为农民头上的一把刀，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多少家庭在这把刀面前陷入困顿，更多的生命在得不到丝毫医治的情况下结束，农民小病不敢看，大病躺床上等死已成为农村中普遍的现象。翟城村是一个有五千人口的大村，我们初到村里时，有一段时间每隔几天就会听到鞭炮声，这一般是在人死了才鸣放的，后来了解，大部分死者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很多人在六七十岁的阶段就离开了人世，给其家庭留下很多的痛苦。我们能做点什么呢？一方面我们积极探索在村里开展合作医疗的可能，一方面我们与北京炎黄经络研究中心展开合作，在翟城村建立了“312经络健身小组”，小组由翟城村民组成，主要是离退休的老师和干部，他们负责向村民宣传、教授经络健身的方法，并定期到村民家里督促指导，目前健身小组已建立了翟城村45岁以上村民的健康档案，在健身小组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下面一组数字：“翟城村5000多人，其中了解312的有3000多人，学会做的约1600多人，我们从户口册子上摘录的4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1415人，天天能坚持锻炼的有1000多人，达到了80%以上，有明显好转的有600多人，达到了50%。剩余的50%是健康的，其中有120人就是原来吃药，打针，输液没好，通过312锻炼好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北京炎黄经络研究中心的专家几乎每个月都会到翟城村来为村民讲授经络健身知识和卫生常识，中心负责人祝总骧教授已83岁高龄还经常到翟城来，很受村民的欢迎。老实说，我们还不能很好地评估这一工作的效果，我们只能实实在在地看到一些老人在不花一分钱只是自己坚持锻炼的情况下使病情有所好转甚至完全恢复健康，我们感到这对于农村医疗卫生的现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农业科学的传播。农业上的绿色革命在使我们免于饥饿威胁的同时，也在掠夺我们子孙后代赖于生存的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而且同时还污染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餐桌。化肥的大量使用在使农村土地板结的同时，也使农民的负债增加，两年前一袋磷肥就能获得预期的产量，今年则必须用两袋；二十年前农民还能从自己的粮食里留下来年的种子，现在农民却必须用更多的粮食或货币去交换，农民的自主性在慢慢丧失，对外依赖性却在不断增强；农药、除草剂毫无节制的使用，一方面使鸟儿不再歌唱，一方面污染着土壤和水源，农民的疾病也不断增多。我们一方面根据村民的现实需要，如现有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病虫害问题，通过举办农民夜校的方式，邀请相关农业科学院所有实际经验的专家来开办讲座，到田间地头实际讲解，一方面我们也有意识地进行有机农耕知识的宣传，我们并且在自己的实验田里进行有机耕作的实验。
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的危机已无需多谈，每一个人都看到了它的恶，农村学校正在走向教育的反面，其为人民服务的光环正在消隐，学生们更多地成了教育的工具，整日在语文数学英语的海洋里，其活泼的朝气被渐次剥离，更谈不上感情上对家乡的依恋。翟城小学由于师资的原因，长期以来没有音乐、绘画、体育等课程，也没有劳动和旨在增强其家乡感情的相关课程，无疑地，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对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翟城村的未来是一个挑战。为此我们利用假期开展夏令营活动，包括环境、艺术、图画等，也开展了针对老师的“教师培训计划”，旨在提升老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我们还将翟城村已退休的教师和一些德高望众的老人、村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翟城小学校外辅导员小组”，他们定期到翟城小学为学生讲解包括翟城村的历史、文化、地理、现状（包括种植养殖情况）、民间艺术、古曲、传统工艺、儿歌等等，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和对家乡的感情。
结语
翟城实验区工作是伴随着学院的成立开展起来的，现已历时两年，我常说这两年我们是处在发现问题的阶段，也是农民化的阶段，我们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工作，自然而然就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谋求如何与农民一道去解决这些问题。想想两年前我抱着满脑子的理念和方法到翟城来，希望能“启迪民智，改善民生”，现在往回看，脑子里的这些东西实在过于理想和不切实际，所幸我能很快地调整过来，把自己定位在向农民学习的位置，而不死抱着理念来做事。把理念踩在脚下迈步向前，而不是相反，把理念扛在肩上亦步亦趋，我想这是我们开始农村工作时应该记取的。70年代舒马赫在批评西方的援助国时说到：“援助的提供者--—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知道如何按照自己的方式办事，但是他们是否知道怎样帮助贫穷、未受教育、以农村为基地的二百万乡村，二十亿村民实行自立呢？他们知道如何在大城市里办成几件大事，但他们是否知道如何在农村地区办成几千件小事呢？他们知道如何用大量的资金来办事，但他们是否知道用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最初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来办事呢？”这段话一样地适用于我们这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老实说我们是不知道怎么在农村开展工作的，因为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降低，再降低。
但把理念踩在脚下并不表示我们就是要蒙着头做事，我们心里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脚要朝哪个方向迈，而且我们在自己的经验领域是知道怎么来做事的，只是这些经验或知识是个人的、非农村的，它不是以有组织的、容易取得的形式存在的，它是分散的、不系统的、无组织的，而且无疑也是不全面的。平教会当年提出“科学简单化，农民科学化”，我想正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知识只是其个人经验范围内的认识吧，而这些知识要成为农民的，尚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这些知识分子长时间工作、生活在农民中间，所以留美回来的农业专家要自己亲自种白菜并接受农民的嘲笑，因为开始几年他种的东西还不如农民的。
所以如何将分散的知识组织起来并且农村化这些知识，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我们就没有资格说我们可以帮助农民什么什么。当然，将存在于农民中的经验和知识整理出来并在社区内进行分享，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翟城实验区两年来的工作还只是在知识资源的积累上作了一些努力，而且也正如大家看到的，工作只体现在一些零散的活动上，没有系统，效果也不显著，在知识的转化上就更谈不上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本身的资源特别是人力问题，此外还有思路和组织力的问题，这是接下来我们开展实验区工作需要克服的。
但学院主要是依靠志愿力量来完成其使命的，在可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有大的人力注入，而且现有的人力与农村工作的需要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是在这样一种资源条件下来谈翟城实验区的工作，所以我们还不能有大的期许，特别是在知识的农村化方面。
知识农村化，农村知识化。这是我们的一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