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转自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2017年2月6日。

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号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就此专题向我们投稿，以引发讨论，推进思考。来稿请发至：ruralrecon@163.com. 此征稿长期有效。

今天推送的是西南大学中国best365体育在线袁明宝老师的文章《我的家乡：催婚、光棍与二胎》。婚姻、光棍、彩礼、家庭、养老等主题在每年的回乡记中都是热点话题，尤其是婚姻和光棍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现象，袁老师从自身经历出发，展开了对婚姻、光棍和放开二孩政策的讨论，并从这个角度勾勒出了“故乡”的一副面貌。

袁明宝老师现为西南大学中国best365体育在线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2008年开始在湖北、河南、山东、安徽、辽宁等十余省市参加社会学专业调查，累计驻村时间达300多天，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与农村发展。感谢袁明宝老师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

在每年的回乡记中，婚姻、光棍、彩礼、家庭、养老等主题都是被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婚姻和光棍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现象。而从我自身经历来说，也更能感觉到这些话题所带来的压力。下面就以自己的真实经历来展开对婚姻、光棍和放开二孩政策的相关讨论。

对于年龄已经超过三十岁、且没有结婚的人来说，自然会面临着父母的各种催婚压力。这表现在与父母的不同交流途径中，过年回到家是最重要的催婚时机，不仅父母催促，亲戚朋友也都会施以无形的压力。正因为这种压力，很多未婚年轻人都不愿意在家待太长时间，而是希望离开家乡，尽快回到工作地点。第二个交流途径是电话，每次与父母的电话沟通都自然少不了这个话题，都会问一下个人问题如何，进展到哪一步，什么时候可以结婚等等。以至于父母说的太多，都会觉得这种絮叨有点烦人。但父母的这种心态和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正常家庭来说，子女在20多岁时，父母就开始为其准备结婚，在农村地区，大部分年轻人在二十五六岁都已经结婚成家，从而整个大家庭步入到家庭再生产的阶段，即生育孙代并照顾孙代成长，这意味着父代人生任务的完成。而对于像我这种在三十多岁仍旧没有完成结婚任务的人来说，自然成为农村中的“另类”或者“不正常的人”。当然，我这种情况还与村庄内三十多岁没有成家的人有区别，在村民看来，生活在村庄的年轻人如果过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就意味着基本上没有希望再结婚了，“定局了，就基本完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就基本在村庄失去了成立家庭的机会。对像我这样的对象来说，他们会认为是因为在外读书导致了结婚年龄推迟，当然是有很多机会可以结婚的，所以自然不会被划为光棍。但对于“另类”、“不正常”这样的标签却会在父母心中无形形成，其他人也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所以，这就导致来自家庭的催婚。

首先，父母的催婚来自于其在村庄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但可以把人压得无法喘息。村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对每一家的情况都很了解和熟悉，如果谁家的子女在到了结婚年龄却没有结婚的话，就会成为村民关注的对象，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且只要一天没有结婚，这种话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现在我因为在三十多岁没有结婚，已经成为村庄里的一个大新闻，村民都会互相打听情况，都急切想知道我有没有谈对象，对象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挣多少钱，到什么时候结婚，对象丑俊胖瘦高矮等，这些消息都会被人在背后讨论。村庄中一个比我还大三岁的年轻人在去年十月一结婚，于是结束了对他的关注，而转移到我身上。今年暑假我带着女朋友回家，也迅速在村里传开，一传十，十传百，在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信息的变样。

对于我父母来说，他们就切身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农村，村民在闲暇时间会选择到公共场合站着聊天，谈天说地、家长里短，而父亲如果也在现场就很快会被问及我的个人婚事，一旦被问及这个话题，父亲就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快了快了。有时候在田间地头、在路上遇到村庄里的人，也会被问起，这个话题在父母心中成为一块软肋，成为他们的心理阴影。因为经常性地被不同人问起，而我又在个人问题上没有进展，父母就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是一次次地说快了。甚至有一次父亲打算将院子用水泥打一下，把西边的两间小房子收拾一下，被其他村民看到后就认为是父亲的行动是为了给我结婚做准备，于是就赶紧来我家打听情况，问是不是已经确定结婚日期了，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只能含糊地说一个大致时间，“下半年会结婚”，其实这种回答是最没有底气的，自己说出去之后心里都会发虚，因为等到了下半年后还没有结婚的动静，就仍然面临着其他人的询问。这种村庄舆论使得生活在村庄里的父母有巨大的心理、精神压力，对我来说因为不生活在村庄，就只是从父母身上感受到这种压力。

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或交流看似很平淡，但对于没有完成人生任务的家庭来说却是感觉到很敏感，有时候会因为其他村民的说法而使内心感到无比压抑和郁闷。这种村庄舆论压力也使父母在村庄中生活的心理、心态和行为表现都发生了变化。在心态上，总是感觉比别人低一头或矮一头，即使我是村庄中少有的博士并在高校中有体面的工作，但都遮挡不了没有结婚这一残酷的现实，从而就抹杀了父母在村庄中本来应该有优越感的心态，而变得有些自卑。这种心理状态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精神状态，因为有这样的负担就会影响到睡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更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在与有相同经历的村民交流时，还可以释放一下心中的巨大压力，有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这种压力能把人逼疯，一个邻居跟我说，“一想起这个事来，心中就呼地一下，非常难受”，这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力感。老庄子村有一个人，儿子已经35岁，但就不愿意谈女朋友，后来就与儿子断绝父子关系。儿子回家，他就出去，说在庄里没有面子，抬不起头来，在庄里跟别人就没有什么聊的。

在行为上，越来越少地到公共场合去交流，因为害怕别人会问起结婚的事情。我家乡有一个三十岁未成家的年轻人，常年在潍坊市里打工，现在仍然没有结婚，这严重影响到他父母的行为表现。在前几年，他父母有很高的热情参加村里的公共活动如扭秧歌、跳广场舞等，但最近几年因为没有给儿子说上媳妇，就会有村民在背后说，“自己儿子都还没给结婚，还去扭秧歌”，这种话语就明显将其父母的这种在公共场合的扭秧歌行为看作是一种“丢人”，所以后来慢慢就不再去扭秧歌了，整天待在家中或者到地里去做活。

村庄社会内的舆论压力也代表着村庄内存在着强烈的竞争，这也是未完成人生任务父母对子女进行催婚的重要原因。在结婚问题的竞争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结婚之前哪个年轻人带回家的女朋友多，带回家的数量越多表明越有本事，就会被村民所认可。这跟之前的标准正好相反，在以前如果随便往家带女孩子，会被邻居村民认为不妥，而现在却成为主家自我夸耀、炫耀，其他人称赞的事情。第二表现在村民会互相比较每家的具体情况，比如谁家娶到的媳妇漂亮、能干、善解人意等，也会说谁家的媳妇长得丑、太胖等。竞争更存在于那些已经早早结婚并生儿育女的年轻人和尚未结婚的年轻人中间，如我村庄有两个年轻兄弟，兄弟俩在二十二三岁就顺利结婚，而且双方的媳妇都是主动愿意跟随男方，也不跟男方家庭要彩礼，到现在孙子都已经快五岁了。这都是成为有本事的象征，在村民眼中也成为成功者和佼佼者。而对那些年龄很大还没有结婚的人来说，就成为相对的“失败者”。这种认识既是父母心中的自我认同，更是其他村民眼中的集体认同。

如一村民今年将近六十岁，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一个三十岁，一个三十二岁，都没有结婚，而且在村民眼中也几乎没有希望。因为现在根本没有人就给介绍拉线，只能靠自家的亲戚去帮忙，但又加之他家大人小孩为人不行，小孩也挣不到钱，既没有钱又没有买楼，就很难找到媳妇。这样也就很容易进入光棍的生成逻辑中，首先是家庭已经没有能力帮助大龄青年找到合适的对象，只能依靠自己。而对于大龄青年自身来说，家里没有钱支援，自己又挣不到钱，一想到没有找到媳妇就无比生气，就会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一醉好几天，饿几顿都没事。然后等清醒过来再去挣个三百两百，再去喝酒，一次两次就把钱花完。进入到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后，个人就很难走出来，而陷入心理郁闷中，时间一长也就不再往娶媳妇那方面考虑了，就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也不再在乎父母的看法、村民的态度，由此进入一个人的世界，生活中独来独往，也不太愿意到人群中去交流，性格变得孤僻起来，就更走向“不正常”的状态。我邻居何某就是这样走向光棍的，他今年五十八岁，年轻的时候父母去世的早，兄弟俩相依为命，到了结婚年龄时也没有找到媳妇，后来两人就出去打工。何某在打工过程中认识了一个二婚妇女，开始两人关系还发展得不错，何某也很努力地打工挣钱以娶那个妇女，但后来那个妇女不愿意跟随他，何某的钱也都花在了她身上，就受到了很大刺激。回到家后，也不愿意劳动了，就天天混日子，最终走向单身和精神不正常。

福泉村有一个光棍三十多岁，现在已经成为流浪汉，天天去要饭吃。前几年父母在的时候还可以跟父母去赶集卖东西，后来父母去世，他就没有想头了，也就没有奔头了。如果有奔头，就想着结婚，结完婚就盼孩子。有了小孩就换了天地，开始想着挣钱，攒钱，买好吃的回来，就能进入正常的家庭代际再生产的过程。一般来说，没有特殊情况是打不了光棍的，只要好好干，按正常人的思路去发展、积累，即使依靠自身能力也可以结婚。听父母说，我们村就有很多年轻人就是从小苦干，受了累挣了钱，就有能力和资本，也就会有人去瞅，认为这个人能做事，肯做事，没有那么懒，而且为人也还可以，就会有人主动上门来介绍。

因此，村庄中出现的未成功结婚而成为光棍的人也成为父母急切希望子女结婚成家的重要动力。

父母催婚的再一个相关因素是当前二胎政策的放开，在他们看来，二胎政策都已经放开，但自家的子女还没结婚，就更是显得着急。对我来说，与我相同年龄的村庄青年人的子女都已经到了七八岁，甚至有十多岁的，现在也有不少人都生育了二胎，这在父母看来已经远远落后于别人，如果再晚一点结婚的话，都比其他家庭晚一代人的时间了。在当前二胎政策放开的利好环境下，父母更是希望自己尽快结婚生子，从而能够完成人生任务。

二孩政策放开后，虽然见诸媒体上的宣传都是年轻人不愿意多生的态度，但国家卫计委于2017年1月22日公布数据显示，2016年二孩出生人口超过800万，北方8省生育增加明显，在2016年全国同比增加的出生人口中，山东以53万人占了四成左右，因此被称为全国“最敢生”的省份。通过我家乡这一微观层面的现实，也可以印证这一说法，二孩正常实施以来，村庄中大部分年轻人都还会选择继续生育二胎。这与当地的生育观念、竞争性的村庄社会结构有关，即使在没有放开二胎时，也有一些村民宁愿交高额罚款也要生一个儿子。像村民王中，年龄不到四十岁，现在已经有三个女儿，生育第三个小孩时交罚款有十五六万。村民袁光年龄不到五十岁，生了四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一个儿子，但他交不起罚款，就一直处于东躲西藏的境地，大部分时间不在本村居住。现在生育二孩不用交罚款，很多之前迫于罚款压力而不想生的家庭都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虽然政策仅仅放开几个月，但已经有不少家庭已经怀上二胎了，像刘某、袁某都已经怀上，他们第一个小孩是男孩，但这不影响他们继续生育二胎。在跟一些村民聊天时，他们认为今年会增加十几个新生儿，但今年还不是高峰期，明年的二胎会更多。

在生育一个男孩的情况下，很多村民仍旧希望生育二胎，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家庭观念影响，他们大都认为多生一个是福，虽然再生育一个小孩意味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但还是坚持多要一个小孩。这主要是因为坚持再要一个小孩的核心家庭一方面是愿意承受未来的经济开支压力，也对这种压力有所预期，另一方面是能够利用自身的年轻优势，通过努力工作以挣得相对足够多的收入来养活二孩。所以，这种愿意生育二孩的态度与其工作上的努力拼搏态度是一致的，并对这种未来的负担有信心解决。而对于少数不愿意再继续生育二胎的家庭，表面上看是因为其不愿意承担过重的经济压力，本质上则是因为这种核心家庭在获取经济收入上的能力也有限，如果单从当前的经济能力来看确实负担不了生育二胎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在当期的收入获取能力有限，使其对生育二胎的压力预期过大，就会选择不生育二胎。

因此，在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上也出现了阶层分化，村庄内不同的收入阶层根据其家庭收入现状和能力型塑出相应的生育观念，即使都清楚生育二胎会意味着压力的增大，当前年轻人群体辛苦程度的增加，但因为对其获取收入的能力有信心，也就有底气继续生育二胎。而且，生育二胎后也增加了家庭代际再生产的能力，也即增强了在村庄内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