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三农”问题新动态及出路探究----兼论社区大学引导下的乡村发展模式选择

王松良

（福建农林大学，福州，350002）

摘   要：文章通过对福建若干乡村的实证调查，分析了新时期“三农”问题新动态，即表现为乡村经济、乡村环境和乡村社会交织的难题，其症结是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的农民数量过多，也是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不加区别的农产品市场化安置，更是乡村建设和农村发展组织化的长期缺位。作者从农村城镇化、健全农村合作社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等3个方面提出解决我国新时期“三农”问题的出路，并对应地以泉州市安溪县福田乡生态茶业、莆田市东峤镇汀塘村的生态城镇、连城县培田村的古民居（文化）产业合作社和福州市郊县林柄村的社区支持农业建设为例，深入探讨四个由社区大学引导的乡村发展模式选择。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二元”政策；农村城（市）镇化；生态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农村合作社

乡村发展是21世纪全球化经济图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至今农村实际人口占总人口的67%以上。因而，我国农村的农业现代化是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繁荣就没有国家的繁荣，没有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没有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三农”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大局，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农”问题不但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邓康云等，2004）。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吸取了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片面发展工业，损害农民利益的惨痛教训后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会有资源和市场，才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二五”计划期间，毛泽东更是把“工农并举”的思想，发展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三农”问题。1982年，小平同志强调把农业发展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认为这是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础，他总结历史经验，多次说明：“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也因此，2004年新年伊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九年就“三农“问题发出了“一号文件”，从“三农”的各个层面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和策略。这些战略和策略的实施一定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但在微观事实上却极为缺少的相关案例。本文通过对福建若干乡村的实证调查，分析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存在的新动态，并从乡村建设的实证案例出发，整理出福建（或‘海西’）乡村发展模式，为全国“三农”问题的全面解决和乡村发展的模式选择提供借鉴。

1.福建“三农”问题新动态

 过农”问题的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础针对福建省历史、人文、自然和经济地理特点，本文选择1个县（地处中亚热带的闽东地区福安市）、1个乡（地处南亚热带的闽南泉州市安溪县的福田乡）和5个乡村（安溪县龙门镇的龙门村与溪坂村、地处中亚热带的闽西连城县的培田村和闽中莆田市汀塘村、福州市闽侯县林柄村）等进行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已有连续九年的“一号文件”的扶持，但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以及人口和资源的压力使福建省的“三农”问题依然严峻，且已无法用世纪初李昌平先生所谓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所能概括，后者仅仅是福建省“三农”问题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新时期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农村经济、农村环境和农村社会交织的难题。

1.1农村经济难题

“农村经济难题”可以表述为：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导致传统的农业经济规律在我国农村地区失效。例如，传统的农业经济学中，土地（耕地）与资本、劳力和技术一样仅是农业经济形成的因素之一。但在我国农村，一方面，农民对土地（耕地）没有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交易权，而仅仅是契约上的使用权，所以，耕地不单纯是传统经济学的农业生产因素；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离土不离乡”政策，进城为工业化做贡献的农民并不能在城市立足，土地（耕地）更是他们退守农村的生命线。

现实看，“农村经济难题”即是农民的增收难题。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几个大台阶，农产品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但是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发展由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和市场双重约束，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新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出现停滞现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以本研究调查的福安市的城乡2004-2009年的收入情况为例（表1）：该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呈持续扩大趋势。2004－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197.24元，为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量3538.76元的5%强。如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还会更大。可见，福安市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不断的拉大。

表1 2004－2009年福安市农村与城镇年人均收入差别（2004－2009年）           单位：元

数据来源：根据福安市统计年鉴2005-2010年数据整理。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目标，关键在农村，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

1.2农村环境难题

“农村环境难题”可以表述为：人多与地少的严峻冲突进一步巩固了人们自然与社会“二元”的观念，即以牺牲自然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求得近期发展，满足所谓社会目标。对耕地的不合理使用，为了短期的产量目标大量投入化肥和农药，造成耕地衰退、食物污染。更有甚者，自上世纪90年以来，城市工业化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把工业污染从城市渐渐蔓延到农村， 农业可持续发展赖以存在的、食品赖以生产的、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农业生态系统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和高能耗的工业化道路一样，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增长也是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劳动力密集和科技含量低、劳动生产率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为特征的“三高三低”粗放型的增长。为了缓解人口增加引发的粮食短缺问题，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提高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土壤污染严重，沿着食物链富集污染了食品，影响了人体健康。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大量使用的化学农药和化肥已经使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使其他有益生物特别是鸟类、蛙、蛇等虫害天敌遭受灭顶之灾；被誉为万物之母的土壤生物活性下降，有机物耗竭，保水保肥能力减弱；生产出的食物中农药残留对人体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毒害，出现致死、致癌、致畸事件。

2003年以来，福建省的农田和养殖水面多次受到城市工业及其向农村转移带来的污染，如2003年三明农药厂污染排放造成沙溪流域的鱼塘污染，毒死渔民的水产品不计其数；2010年福建上杭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更成造成当地农业环境的极大污染，直接损失达到亿元，长远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以福安市的农村环境调查结果为例。福安城区周边森林面积13780亩，作为福安“母亲河”的富春溪流经城区14.48公里，富春溪上游至城区流域面积3498平方公里，涵养者福安城区人民安全和优质的饮用水源。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富春溪上游的污染愈加严重，其中石板材加工业、养猪场、河道砂石开采等人为的破坏，上游居民的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处理厂而直接排放等，加上福安城区1998-2003年五年间垃圾填埋场设在自来水厂取水口的上游不远处，场外污水的渗透直接造成饮用水源的严重污染。虽然从2008年开始，福安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饮用水污染的文件，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关于清理整顿违法开采海砂河砂的通告》等，但由于以发展工业为经济建设核心战略地位没有改变，水资源和生活环境破坏的势头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有加剧之势。福安市民饮用水来自富春江畔的地表水，在上游水资源7公里范围内长期出现工业污染排放物、垃圾填埋场污水，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健康。据不完全统计福安市民患癌病人口比例在整个闽东宁德地区乃至福建省比例最高，而且因患癌病住院的人数每年递增的趋势。

此外，作为本文选择调查的几个村落，除了土壤尚没有测定不知其污染程度外，农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都不尽人意。如安溪县的龙门村与溪坂村、莆田市汀塘村由于受到城市小工业和自身生活垃圾的污染，环境恶臭和蚊蝇滋生已成为常态。 

1.3农村社会难题

“农村社会难题”可以表述为：巨大的人口负担和上述双重的“二元”社会（即城与乡、社会与自然）从经济和生态两方面引发农村在食品、经济、环境和教育等交织的困境。因为经济收入与大城市居民的巨大差距，农村居民“享受”的是质量最差的食品和日常用品，更别提能获得与大城市同级别的环境保护和教育资源。对乡村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校对学生的收费越来越高，大部分农户的农业现金收入已不足以缴纳学生学费，农村学生流失呈上升趋势，农村义务教育成为一句空话；环境破坏，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农村居民传染病发病率高。过去是靠政府和集体拿钱救治，现在县、乡、村三级财力不足，医疗保障体系又尚未建立，严重威胁农村居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另一方面，和城市一样，农村地区的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相对贫困，仇富心理普遍存在，也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现实上，“农村社会难题”最根本也是显要的体现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农村教育资源（包括教师）严重匮乏。这种不公和匮乏随着城市的教育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显现和加剧。十五年前壮年农民工都是个人进城打工；十年前则已带着子女到城里打工，他们自己到厂里上班，子女则在附近的农民工学校就学；五年前则演变成“拖儿带老”进城了，他们自己到厂里上班，子女则在附近的农民工学校就学，父母则在家照顾上学或年幼的子女。这些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农村教育的衰败，即使他们在城市受到各种制约和歧视，其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都比农村多得多。

对福安市农村教育及其人口素质的调查，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很强的因果关系，且主要原因不在于农民本身，而在于政府教育投入和监管的不到位。例如，在最基本的九年义务教育层面上，城乡之间存在差距，农村学生流失、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对2004-2009年农村住户的跟踪调查统计表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左右的农村，其中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约占2％比重， 7-15岁以下在校学生人数也逐年递减（表2）。究其主要原因有：⑴农村大量劳动力的转移，农村部分的小孩就跟随年轻父母进城打工而转入城市就读。从2008-2009年福安市政府教育部门统计数据看，2009年共安排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1万人，秋季招收5100多名，比2006年增长105.39%；⑵教育制度改革，农村“撤点并校”，学生分流疏散就读，生源产生横向流动，产生许多农村小孩的入学难题。首先，重心在“撤点并校”，忽视“就近入学”原则，导致了很多农村孩子失学；其次，原来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的村小学，或被废弃不用，或贱卖为私房，造成了教育资源极大的浪费，进而导致农村乡土文化的瓦解。

表2福安市农村住户及其在校学生基本情况调查（2004－2009年）              单位：人

数据来源：综合根据逐年的调查数据整理。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福安市农村教育现状，本研究还深入调查了安溪县福田乡的劳动力素质和义务教育状况。福田乡位于安溪县与华安县、漳平市交界处，面积174km2，辖5个行政村和福前农场、丰田林场2个国有企业,人口以中老年人和儿童为主，青年劳动力不足，且农业从业人员约占40%左右，技术职工和高素质人才较为短缺（见表3）。

近几年，福田乡的中小学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存在2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处偏僻、居住分散，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很重，乡村财力薄弱，学校建设经费短缺，办学条件比较落后。我国真正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有好几个年头，农村学生的学杂费是免了，但是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和师资力量的配备却没有跟上，导致农村教育的整体质量下滑。福前农场是托居福田乡的国有集体所有制农场，主营是茶业，长期资助并管理福田的中小学教育。但随着农场的解散，当地教育转为镇政府出资和县教育部管理，这种体制限制了农场支持当地教育的积极性，投入减少，办学条件落后。使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选择将孩子往县城里送，政府顺势实施“撤点并校”策略，反过来给贫困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二是乡村破败，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生源不足，实施“撤点并校”造成大量教育资源浪费严重。从2002年至2010年，福田乡学校生源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表4），教学的软件和硬件资源更新不足。小学校园占地面积达11675 m2，生均占地面积达25 m2；校舍建筑面积3087 m2，生均校舍面积6.6 m2；中学校园占地面积达9812 m2，生均占地面积达25.4 m2，校舍建筑面积5316 m2，生均校舍面积13.8 m2，基本达到教学要求。但是生源的短缺等问题成为当地乡村教育发展的瓶颈。福田中学（即安溪十八中）在2010年9月份由于生源短缺，中学的所有教学资源被合并到县里的丰都中学。

数据来源：安溪县统计年鉴（部分2008年份的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安溪县统计年鉴（2008年数据缺失）。

2. “三农”新问题存在的症结

2.1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数量过多

我国“三农”难题的症结不在农业或农村本身，而在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城乡户籍登记制度）”，“离土不离乡”，以及“剪刀差（农产品便宜，生产资料贵）”等诸多城乡“二元”政策。前者造成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大量为城市做贡献的、有能力城市落户的“农民工”不得不退守回农村。后者则使农业再生产的资金和农民的收入源源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其结果是，工业化已经完成，但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造成农村人口众多，而城市人口相对太少。根据《中国统计摘要》公布的数据，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65亿人，其中，城镇人口4.58亿人，占总人口的36％，乡村人口8.07亿人，占64％，大多数农民生产农产品供少数城市人口消费，由于消费有限，农产品过剩，影响了农民增收。福建省工业名镇---福安市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比较数据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表5的数据说明，2009年福安市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产值的88.4%，是典型的工业市，但城镇化率仅仅为28.4%， 可见福安市正是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农民来到城市为工业做出巨大贡献，但从来没有得到与贡献对等的待遇。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国第一产业比例已经大大下降，但农村人口比例依然高达67%以上。试想7个农民生产食品给3个城市居民消费，当然是后者说了算，农业何来效益？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大约2％ 的农民生产农产品供给98％ 的城市人口消费,加上联邦和州政府对农业、农民的各类保护、补贴，农业逐成为最赚钱的行业。

表3福安市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福安市统计年鉴2006-2010年数据整理。

2.2先对农业进行“负保护”，后又推进农业的完全市场化

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机制不仅是公开的城乡政策差别，对农村居民的不公，而且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农业的产前（生产资料）、产中（食物生产）、产后（农产品加工与营销）割裂，农业有别于其他任何产业成为破碎的产业，农民获得微小的食物生产利润，大量的产后加工、包装和营销的增值利润则被来自城市的工业、商业和副业经营者瓜分。不仅如此，由于农产品价格便宜，生产资料贵，暗地里通过这种“剪刀差”则直接使每年上千亿的资金直接从农业流向工业,从乡村流向城市。抽取农业部门的剩余给非农产业部门，形成长期的事实上“以农补工”和“以乡补城”，使农业、农村长期处于“负保护”之中。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国是世界上对农业部门提供“负保护”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WTO农业协议中规定的国内支持总量测算标准测算表明,1993至1995年在政府提高收购价格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仍然处于负保护状态,农业流向非农产业部门的资金、资源,年均达人民币1050.97亿元（温铁军，2001）。粗略估计，建国以来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已从农民手中拿走了2万亿元的财富。最近几年又通过低价征地方式从农民手中拿走了2万亿。我们的调查表明，成立于2008年的福安市甘棠镇工贸集中区占用耕地5000亩地，按每亩差价18万，这些工业企业或政府从农民手中就拿走9个亿。 这些都说明政府在协调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监管机制缺失对农村经济的剥夺。从这个意义看，我国的“三农”难题类似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提出的“历代农民税赋负担重到来不及‘再生产’的地步”，即所谓的“黄宗羲定律”。

新世纪伊始，我国加入了WTO，把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我国“弱质”的农业、农村、农民就此无条件地与发达国家长期保护下的强大农业一起竞争。我国一些农产品如粮食、油料和棉花等一些保障性产品，因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而缺乏竞争力；而一些原被先认为劳动密集型有比较优势的蔬菜、果树、畜产、园艺品等产品由于残留大量农药、化肥和工业污染物，屡屡遭遇绿色壁垒，比较优势不能转化为竞争优势，农民增收的机会大打折扣。不为人知的是，完全根据国际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重新布局，又进一步恶化了耕地、水体等农业生态系统。这也印证了古代学者王夫之提出的“历代统治阶层的‘劝农’实质上等于‘伤农’的道理”，即“王夫之定律”。

3.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和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基于对福建乡村建设的调研

3.1汀塘模式： 走农村城市（镇）化之路，尽快减少农民数量

   现代化的过程就是非农产业逐步增加、农村人口逐步减少的过程也即城市化过程。“三农”之所以成为难题，根本的原因在农村人口过多，而人均农业资源过少(王松良等，2005)。对我国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分析都表明，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农民收入。原因有三：一是城市化水平越高，农村经济受城市经济的拉动就越大；二是工业化程度越高，非农产业越发展，农村劳动力在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越多，农产品加工、储运等农业产业化步伐就越快；三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直接带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和农业科技进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较高的地区，农业经营规模与内部结构、科技含量与优良品种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发展也得到城市经济的引导和要素支持，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根本出路。

从现实看，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亿，目前耕地仅能容纳1亿农村劳动力，即农村剩余劳动力3亿。按照经济学家W.A.Louis的理论，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的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到，农民的收入不可能增加(Louis ,1938)。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我国“三农”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尽管目前学界对农村城市（镇）化的争论依然存在。但是，不管这些反对者同意不同意，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转移即城市（镇）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现阶段正进入快速阶段。吸取以前工业化过程扭曲的政策监管的教训，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应把政府监管提高到很高的高度。好在中央和政府已经关注这个重大问题，2005年提出实现“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2010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发展农村城镇化战略的具体对策，鼓励通过土地机制的创新，在中部地区大规模启动小城镇建设，吸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农工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福建莆田市汀塘村的生态城镇化道路将成为乡村发展的重要模式之一。汀塘村是莆田市东南面的一个村落，与之接壤的埭头镇、芴石镇和秀屿港或是省级城镇化试点，或是工业化城镇，或是省级港口，大量的劳动力向外转移，耕地不断减少，连村民菜地都几乎没有了。因此这样村落已失去发展农业的全部基础，与周围的城镇融化一体才是该村唯一的出路。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村成立的“汀塘社区大学”，正是基于上述自然和人文地理，提出该村将依托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融入周围城镇的城镇化之路。目前福建省的知名房地产企业---正荣集团正加入到汀塘模式的建设中，为生态城镇化乡村的建设提供一条崭新的路径。

3.2培田模式：以建设健全的农村（民）专业合作组织促进农业融合成为真正的产业，使农民能分享整个产业链的利润

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除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农业产业的破碎化，使农民被局限在有限耕地上获得微小的食物生产利润外，农民组织化长期缺位也是重要的原因。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尽管农村合作组织法已经颁布了5年（2007年），但各地实施效果不尽令人满意，很多地方的农村合作社被资本公司或利益集团控制，农户仅仅是出了户名而已。政府和各级非政府组织应该极力帮助农民建设健全的农村（民）专业合作组织，以税收和其他优惠政策鼓励农民通过合作提高经济规模，真正实现农业产业的“种养加”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真正做到社员平等参与（决策、经营），利益均沽。并主动促进农民合作直接进入金融、保险、加工、批发市场等领域,以非农经营获得利润支援农业。

培田村是闽西老区连城县的一个乡村，是国家级古民居示范村，全村常住人口1500人，保存完好的古民居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和旅游者。从2010年起，培田村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培田社区大学的带动下，以古民居产权和特殊生态环境为纽带，形成统一决策和共同经营的特殊合作社，保证有序经营和有效保护的统一，开辟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产品贸易的新路径。

3.3福田模式：大力发展生态茶业，既治理农业环境的面源污染，又可以战胜绿色壁垒，提高安溪茶叶的国内和国际竞争力  

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生态农业”是由美国土壤学家William Albrech 于1971年提出的，是20世纪初发达国家现代化石农业的替代模式之一。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引入“生态农业”一词，并结合具体国情加以宣传和实施，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完善，形成特色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称为“中国生态农业”，其定义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方法把现代科学成果和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只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农业体系。因此，中国生态农业是世界可持续农业思想在我国实践的最佳模式，也是我国面临食品安全和全球低碳农业的最佳模式(王松良等，1999,2009，2010)。

福田乡是安溪县传统乌龙茶的故乡之一。近几年，福田的茶业也同样面临与安溪乌龙茶产业一样的质量下降（农药残留严重），出口受阻，效益下降的严峻挑战。从2009年起，福田乡的茶产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福建乡建基地的指导下，发展生态茶业和茶专业合作社，逐步改变生产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呈现新的局面。

3.4 林柄模式：以社区支持农业为导引，通过城市社区居民支持乡村农业生产，既解决城市居民的食品安全问题，又保障农民增收，是促进城乡互信互动的最佳路径

长期而严重的城乡“二元”政策形成的不仅仅是城乡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隔离，更是筑起他们心灵上的樊篱，现阶段已达到互不信任甚至互相伤害的程度。而农产品从农村耕地（生产）到城市餐桌（消费）过程的诸多环节是则一方面使生产者（农民）利益严重流失，使农业成为无利可图的弱势产业；另一方面则造就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使城市居民油然而生对蔬菜食品的农药残留的恐惧。在上述背景下，一种目标在于对农业生产与消费关系的根本变革、促进城乡互信互动的农业模式---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正在全球兴起。CSA是消费者与生产者直接联系，消费者提前预付生产费用和生产者共同承担未来一年可能出现的风险，而生产者则通过健康的生产方式（一般是生态农业）和技术（大多是有机耕作）生产食品，定期配送和提供消费者健康和安全的食品。这种农业模式强调消费者和生产者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共担风险、共享收益。CSA中的“S”既可以解读为“支持（Supported）”，也可以视为“分享（Shared）”，传递着城乡之间相互支持、平等友好的理念精髓。值得一提的是， CSA还是在全球共治气候变暖背景下，作为一种源于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地化消费（buying local）”战略 , 减少食品在长距离运输过程的化石能源消耗，无限减少碳排放,而催生出一个绝佳的“低碳农业”模式（王松良等，2010）。

福州市郊县林柄村离福州中心城市30公里，是传统的农业乡村，更是福州市民的菜篮子基地，目前蔬菜的生产模式是“农民-公司-超市”，不可避免应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支撑蔬菜的产量和卖相。2009年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生魏长与退休教授曾开泉合作在该村创办一个小型的CSA，从事安全蔬菜的生产，目前拥有100多个福州城市社区客户，效仿我国最早的CSA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模式（Shi Yan et al，2011），通过配额和份额2个方式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不但实现了蔬菜安全生产和供应，促进城乡互动同时，也逐步取代当地高肥、高药的蔬菜生产模式。

正如加拿大农学家Caldwell博士所言，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王松良，2005）。农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完全走与其他产业的货币化、市场化之路。即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更应该是“生态学”和“政治学”，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谐的产销体系，以优惠的政策加以保护。发达国家乃至我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三农”问题，政策的保护作用远远超过技术的推进作用。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战略，而连续9年的一号文件正致力这个理念的良好开端。此外，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推动整个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的创新，以乡村社区大学引导农村的产业和文化建设，肯定是建设和谐乡村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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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本文获得致公党中央和福建省委会2011年重点调研课题的资助；在福安市、安溪县福田乡村的调查过程分别获得黄文起先生和廖凤琴等同学的帮忙。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文发表在《观察》杂志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