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良
（致公党福建省委直属福建农林大学总支）
邱建生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北京，100086）
汪明杰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海峡终身教育学院，福州，350001)
张俊娜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福建基地办，福州，350001）
杨其川
（福建东南经济研究院，福州，350001）
摘要
新时期我国的“三农”问题是农村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难题，其症结是长期的“二元”社会和经济政策，实质上如何对待我国5000年的文明来源（农业）、文化起始（乡村）、民权主体（农民）问题。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发掘乡村“在地化”的“民间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在福建，以社区大学引导乡村社会管理的创新，因地制宜形成几个模式，值得借鉴。呼吁政府部门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过程，建设和谐和文明乡村。
关键词：福建；社区大学；乡土文化，乡村生态文明
（一）“三农”难题与乡村社会重建
以农耕创造文明的中国，“三农”问题也与史同流。纵观我国2000年以来的历史，“三农”问题却始终贯穿其中而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民以食为天”，尽管中国历代统治阶层都把民生稳定和粮食安全作为维持其统治的基石，但又逃脱不了无休止的战争对农民横征暴敛的窠臼，即使在有限的和平期间，往往陷入古代学者提出的“统治阶层的劝农实质上等于伤农”的“王夫之定律”和 “农民税赋负担重到来不及再生产的地步”的“黄宗羲定律”。这种状况直至以“农村包围城市”为战略而最终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甚至有积重难返之势。上世纪90年代末温铁军先生第一次向中央提出“三农“问题的存在，李昌平则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上书总理反映其外在表现，今年笔者更以“农村经济难题”、“农村环境难题”和“农村社会难题”来概括它的实质（详见王松良，2012）。实际上，“三农”难题的基本症结可以简要概括下列4个方面：
第一，长期的“城乡隔离（严格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和“离土不离乡（城市工业需要农民出力但没有提供其城市工人待遇）”的政策使得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农民数量不断增多。
第二，为加速城市重工业以便尽快赶英超美，通过生产资料贵农产品便宜的“剪刀差”从农业抽取资本支援工业，形成长期的事实上的“以农补工”和“以乡补城”，使农业、农村长期处于“负保护”之中。
第三，新世纪伊始，我国加入了WTO，把农业和其他产业一样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我国“弱质”的农业、农村、农民就此无条件地与发达国家长期保护下的强大农业一起竞争。为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必须按它的要求种养，使原本靠天吃饭农业的风险无限增加。增加化肥农药投入既增加生产成本又破坏长久生产力所依赖的农业生态系统，使土壤衰退、食品污染残留，再遭遇国际农产品贸易壁垒，于是增产不增收成为常态。
第四，也是最为致命是通过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教育体系不断从农村抽走优质的人力资源注入城市工业体系。一方面，城乡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农村教育资源（包括教师）严重匮乏。改革开发以来，先是农民单独“离土”服务于城市的工业体系，形成民工潮，而后他们自己带小孩到城市打工，把小孩寄托在城市学校，直至拖儿带亲进城打工，让父母照顾小孩，因为即使他们在城市受尽不公平对待，其获得的教育资源依然大大多于农村。这些农民工二代从此再也不会回“乡”务农，形成有‘鄉’无郎，使农村逐步空壳化；另一方面，目前的大学学科和教育体系都是为城市及其工业服务的，通过相对公平的高考从农村筛选精英进入大学后，从此他们也终身告别生他养他的乡村，投奔到城市的洪流中，服务于城市“水泥的丛林”的建造。
可见，“三农”难题表象是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但本质上我们如何对待文明来源（农业）、文化的起始（乡村）、民权的主体（农民）问题。如果乡村文明、文化和农民的权利得到有效的复归，“三农”难题也就自然消失。乡村建设问题归根结底是城市为主体的文化和“物化教育体系对乡村文化的剥夺、侵袭与强制性的同化。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球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文化是整个人类处在奴役之中，乡村和谐文化的重塑以替代这种极化的发展文化成为迫在眉睫的紧要之事（周立，2010：极化的发展）；从教育角度看，资本主义激起的物欲需求形成功利的物化教育体系主导着全球的教育，也难免使乡村原有的乡土生态教育失去动力，因此构建基于乡村生态系统的城乡互助、互动教育体系是乡村社会重建的核心，也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前提。
（二）社区大学引导下的乡村生态文化、教育体系复归：以福建为例
中国乡村重建的核心目标是发掘乡村“在地化（localizing）”的“民间知识体系（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的基础上构建城乡互助、互动的教育、经济体系。显然目前的以城市、经济和工业的物化教育体系已不能胜任这样的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的目标。在福建（全国其他地方也有典型案例，但在福建较为集中）一种以社区大学为载体的乡村生态文化和教育体系经过5年（2007-2012）的建设，也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展现新时期乡村社会建设的范式（paradigm）作用。“福建乡村社区大学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先辈的平民教育理念与乡村建设精神，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互助合作为纲’的行动原则，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先进的乡村建设思想，培养具有独立、奉献精神和创新、创造能力的各种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更多农村综合发展的实践经验，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意识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引入农村；通过持续、直接或间接的乡村社区发展和城乡互动行动，启迪民智，开发民力，改善民生，建设乡村，以铸就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福建，社区大学引导下的乡村社会重建和“三农”解决路径初步有5个模式：走生态城镇化之路“汀塘模式（莆田）”；以乡村文化先导的“培田模式（连城）”；走生态茶业道路的“福田模式（安溪）”；以CSA促城乡互动的“林柄、故乡农园模式（闽侯）”以及促进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文化的“安兜模式(厦门)”。它们都“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城市极化发展文化和“奴性（物化）教育体系”而潜行的。
汀塘社区大学（以下简称社区大学）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东峤镇汀塘村，于2011年11月17日揭牌正式成立，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中心与正荣公益（正荣集团的下属分支）共同发起的的非营利性教育服务机构，致力于探索东部沿海相对城镇化的乡村社区建设途径。汀塘村是莆田市东南面的一个村落，与之接壤的埭头镇、笏石镇和秀屿港，或是省级城镇化试点，或是工业化城镇，或是省级港口，大量的劳动力向外转移，耕地不断减少，连村民菜地都几乎没有了。因此这样村落已失去发展农业的全部基础，与周围的城镇融化一体才是该村唯一的出路。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在该村成立的“汀塘社区大学”，正是基于上述自然和人文地理，提出该村将依托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融入周围城镇的城镇化之路。目前福建省的知名房地产企业---正荣集团正加入到汀塘模式的建设中。
汀塘社区大学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如普通话普及班、夏令营、广场舞、腰鼓盘鼓、成人夜校、社区图书馆等，拓展村民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村民的经济文化合作，丰富、活跃当地文化、经济生活，使汀塘成为区域性的文化中心；同时，开展面向莆田乃至全省的农村建设骨干的培训；同时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平台，推动当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2．培田模式：以乡土生态文化为先导，促进古民居生态旅游资源的合作，使农民能分享整个产业链的利润
培田社区大学位于福建省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培田村是闽西老区连城县的一个乡村，是国家级古民居示范村，全村常住人口1500人。培田社区大学成立于2010年7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部阳光农村教育发展基金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和正荣公益等多家单位共同发起，联合当地政府共同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的公益组织，以培田村所在客家古名居社区为基地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实验区，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国家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新时期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与培田村两委、培田小学、培田旅游管理站、培田客家文化研究会等本地相关机构合作，以教育和客家文化的发掘传播为切入点，改善当地的教育文化环境；发展生态农业和社区支持农业，推动城乡互助；以古民居产权和特殊生态环境为纽带，形成统一决策和共同经营的特殊合作社，保证有序经营和有效保护的统一，开辟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产品贸易的新路径。使之成为客家文化和社区大学的国际交流体验基地；同时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平台，推动当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培田社区大学主要职能包括：
⑴以培田村及周边农村所在社区为社区大学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区，协助进行当地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为当地的综合发展服务；
⑵协助村民开展以生态农业、客家文化旅游主题的经济活动，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⑶举办各种社区需要的文化活动和培训，协助村民组建文体组织，丰富培田村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当地村民综合能力的提升；
⑷发展服务；开展以客家文化、红色文化、乡土文化为主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发掘丰富当地的乡土文化、红色文化及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社区大学的课程和师资建设；
⑸针对培田青少年，开展以客家文化、耕读文化为主题的寒暑假学生夏令营；
⑹系统地整理、调查、研究客家的历史及文化，培养客家人才，协助地方发展具有客家特色的人文旅游，让培田成为客家文化研究及推广的重镇；
⑺弘扬培田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举办以老人公益食堂、资助孤寡贫困为主的帮扶老人活动。
福田社区大学位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福田乡福前农场，于2009年5月成立，是经安溪县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当地政府共同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教育服务机构。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实验基地，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国家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新时期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协助进行当地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为当地的综合发展服务; 开展以合作经济为主题的培训工作，为当地及福建其他地方乃至其他省份的农村培养建设人才，成为福建新农村建设骨干人才培养基地，以及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等大学院校相关老师、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同时搭建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平台，推动当地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福田社区大学主要职能包括：
⑴以福前农场及周边农村所在社区为社区大学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区，协助进行当地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建设工作，为当地的综合发展服务；
⑵举办各种社区需要的文化活动和培训，协助村民组建文体组织，丰富福田乡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促进当地人民综合能力的提升；
⑶协助茶农进行生态茶园试验种植、配合政府开发云中山自然保护区旅游主题的经济活动，提高乡民的经济收入。针对福田乡是安溪县传统乌龙茶的故乡之一。近几年，福田的茶业也同样面临与安溪乌龙茶产业一样的质量下降（农药残留严重），出口受阻，效益下降的严峻挑战。从2009年起，福田乡的茶产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福建乡建基地的指导下，发展生态茶业和茶专业合作社，逐步改变生产环境，提高农产品质量，呈现新的局面。
⑷招募大学生志愿者，针对福田乡青少年，开展以传统文化、自然教育为主题的寒暑假学生夏令营；
⑸协助福田乡人民，在乡政府、农场及村委的支持下，开办《福田之声》社区双月刊；
⑹开展以家庭为单位，为提高家庭教育意识，增进家长与学校的相互理解，不定期开展“成长陪伴计划”系列活动。
⑴林柄模式：福州市郊县林柄村离福州中心城市30公里，是传统的农业乡村，更是福州市民的菜篮子基地，目前蔬菜的生产模式是“农民-公司-超市”，不可避免应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支撑蔬菜的产量和卖相。2009年福建农林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生魏长与退休教授曾开泉合作在该村创办一个小型的CSA，从事安全蔬菜的生产，目前拥有100多个福州城市社区客户，效仿我国最早的CSA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模式（详见 Shi Yan et al，2011），通过购买“配额”和“份额”2个方式促进城市社区居民参与其中。不但对部分城市居民实现了蔬菜安全生产和供应，促进城乡互动同时，也逐步取代当地高肥、高药的蔬菜生产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促进社会稳定。
⑵关中故乡农园模式：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与福建正荣集团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发起“爱故乡计划”以此来推动闽赣两地社区大学的建设与发展，以及推广城乡互助、CSA农场等。 “爱故乡计划”作为继21世纪前10年乡村再建的另类称呼成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主要旗帜。作为旗帜的核心项目，福建社区大学团队在福州闽侯县荆溪镇关中村承包300亩耕地，开设“故乡农园”。在故乡农园，“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聚合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公益人才，秉承尊重自然，继承中国千年优良的耕作方法，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 打造‘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产销共同体，推广有机生活方式。和北京小毛驴城市农园、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以及福州林柄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相比，关中“故乡农园”模式将在更大范围内为市民提供健康的蔬菜食品，引导健康的饮食和消费风格，促进城乡互助和互动，引导互助互动的文化、教育体系走向成熟。 实现方式如下：
一是购买“配额”：关中“故乡农园”模式倡导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在来年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并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与以往的收益方式不同，生产者在季节之初就获得了这一年种植的收益，并且这部分收益对生产者付出的劳动来说是公平的，而与此同时，消费者也获得了生态有机种植的健康农产品。
二是购买“份额”：市民在故乡农园承租一块30㎡的农地，农园提供工具、种子、水、有机肥等物质投入和必要的技术指导等服务，市民完全依靠自身劳动投入进行生态农业耕作和收获，并参加农园组织的各类活动，协助建设农园。成为故乡农园的CSA成员，与农场建立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成员在一个季节的种植之初，就预先支付一定时期蔬菜份额的全部费用，农场则按照预定计划负责任地生产出健康的有机蔬菜和各种农产品，定期配送给成员家庭，并且保证蔬菜及农产品的健康与安全。
三是促进城乡互动：故乡农园通过对“农业多功能性”中“教育功能”的挖掘，以农场为载体，配合爱故乡论坛、社区讲座、消费者交流会、农场回访、有机市集、丰收节、DIY木工坊和合唱团等活动形式，开展儿童自然教育和市民生活教育，探讨食品安全、新型消费文化与健康生活理念，建立农场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形成认同生态农业的、热心的稳定消费群，引导社会迈向健康的时尚潮流和消费方向，并建立对三农和城市发展的正确认识。
总之，故乡农园从开始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用一种商业形式形成可持续的对乡村建设公益项目的反馈和支持。
5.厦门安兜模式：让进城农民尽快融入城市
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创建于2007年11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由本土志愿人士担当管理运作、扎根于厦门外来工聚集的湖里区安兜社区的非营利教育服务机构，2010年6月21日经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主管部门是湖里区民政局。机构秉承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先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以外来工为主要服务对象，动员社会各界志愿力量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机构致力于促进外来工社区的教育发展，使外来工享有更多教育机会，倡导关爱打工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外来工与城市社区的良性互动。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富有特色、易于操作的平民教育模式，也得到了社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支持，省内外各大媒体广泛报道。2011年被评为《中国新闻周刊》年度十大教育创新奖提名。厦门国仁工友之家主要职能包括：
⑴人文技能课程。在工业区推动学习型社区建设，以夯实外来工基础文化技能，促进外来工就业能力、人文素养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为目标的课程体系，如《论语·人生·智慧》、《电脑网络生活课》、《中医刮痧理疗》、《打工者如何理财》、初级英语班、吉他班、识字班等；
⑵社团小组。以推动外来工形成互助网络为目标的公众参与活动，如国仁讲坛小组、文娱小组、“身边的故事”小组、《鹭岛工友报》小组等以机构为平台，拓展社会资源，鼓励外来工友与外部社会连接，促进外来工友的社区融入，构建和谐社区，增加社会对外来工友群体及其社区的了解与认同；
⑶社区文娱活动。通过开展各类文艺、体育活动，排演戏剧、组织合唱团、舞蹈队，举办社区文艺晚会、卡拉OK大赛、相亲会等，提供外来工间互动交流平台，满足外来工交友、情感等需要，丰富外来工业余文化生活。
⑷工人图书馆。展外来工社区的公共生活空间，享受免费图书借阅，改善外来工的阅读需求，通过图书馆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如读书会、人文讲座等，帮助青年外来工打开视野、正视人生、认识社会。
⑸志愿者培训。培训有志于参与公益服务的志愿者更加专业的服务社会，传播志愿精神，倡导人人可为的公益理念。
⑹打工子弟项目。针对社区民办学校的打工子弟开设的一个放学后可去学习、读书、游戏的地方，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尽力为孩子们创造一片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天空。项目通过高校专业社工设计开办儿童绘画小组、音乐小组、舞蹈小组、电影小组、安全教育小组、英语小组、户外活动小组、小小志愿者小组、夏令营等活动；这些小组以打工子弟课余生活所需，培养和挖掘孩子兴趣爱好，帮助孩子融入社区和城市生活，大大拓展了孩子的视野；图书借阅、课业辅导、“在玩中学”等日常活动协助忙碌的打工家庭父母减轻了孩子放学后的课业完成辅导问题，这里成了父母“最放心、最安全的第二课堂”。
⑺日常活动。图书借阅、绿色网络教室、电影放映、周末K歌、乒乓球、各种棋类等文体项目等。
安兜模式目前已辐射厦门城区其他社区和福州城区。例如2011年年底共同创办的厦门马垅社区大学，是扎根于厦门外来工聚集的湖里区马垅社的非营利教育服务机构。而成立今奶奶的福州金山社区大学是也同样以到福建金山社区的农民工为主要服务对象，动员社会各界志愿力量参与社会公益服务。致力于促进外来工社区的教育发展，使外来工享有更多教育机会，倡导关爱打工子女的身心健康，促进外来工与城市社区的良性互动。
总之，福建的社区大学运作5年来，在创新乡村管理模式和发掘乡村文明文化和引导文化、教育体系中取得许多成绩，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是乡建人才缺乏，项目运作停留在面上。二是理论研究工作不足，实践深度自然不够；三是传播手段单一，社会影响有限。今后拟以“爱故乡”计划为龙头， 以荆溪关中200亩生产基地为空间，联合福建高校（福建农林大学、福州外贸外语学院等）与社区大学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为培养乡建专门人才、孵化文化、教育项目和传播新型教育和文化模式，促进社会参与乡村管理的有序进行。
（三）社区大学作为创新乡村社会管理的重要介质
新时期我国社会问题很是突出，各种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它显示一个全能型政府的局限性，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2004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班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即是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2004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因为“一个社会的社会奋斗目标能为全体社会成员认同，社会价值观能为全体社会成员信守，社会发展成果能为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现实状态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接受。这样的社会还会有人去破坏吗？这样的社会还需要在社会管理方面大动干戈吗？社会管理创新，真正的新就新在这里”（辛鸣：中国“新赶考”， 南风窗，2011年第8期）。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乡土(村)是一个人出生或长期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及其自然、人文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体；是一个人们深受其影响，对其具有深厚感情，并负有维护责任的地方。乡土社会往往建立在每日生活情感与社群关系脐带上的生活共同体。中国乡土社会在存留某种历史共性的同时，具有多元文化共处的人文生态特点，无法用自上而下、中央集中的“一刀切”方式进行管理。古代也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说明用单一的政治体系无法治理好乡村社会，而是应该顺应生态文明的“自组织”和“呈现性”，因地制宜的培育村社社会组织（如以社区大学为载体的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兴趣小组、村庄可持续发展协会、手工合作社、家长协会等），从而重建农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为村庄的自我管理和永续发展提供组织基础。在乡建基础工作中，包括上述汀塘、培田、福田、故乡农园、厦门安兜在内的案例表明，“根据人民的已有来建设，根据人民的已知来教育”，因地制宜推动工农群体内生的社会组织，是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至关重要的政治议程。
上已述及，新时期我国乡村社会问题和“三农”问题交织而成，形成的因素很复杂，急切需要社会参与管理（乡村社区服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乡村问题归根结底是教育问题、智力流失问题。实现城乡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社区大学是有效的社会参与乡村社会的管理方式，其核心目标将是实现乡村智力资源的回流。福建的实践表明，社区大学的使命有三：重建社区（城市）与社区（乡村）的依存关系；二是乡土文化的发掘和传播；三是重建农产品生产者（乡村农民）和消费者（城市居民）的信任关系。归结起来就是要实现对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的重建。可持续乡村生态系统的重建，软件构建比硬件建设重要，因为乡村社会难题的症结是文化、教育资源不公、奇缺，乡村文化和教育重建是乡建根本之路。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在福建乡村的实践中探索出以乡村社区大学引导乡村文化、教育体系重建的范式，值得关注。在一点上，笔者刚考察的台湾桃米生态村，它以“生态”为主题，其任何主题活动皆不以吸引人数为目标，以经营者、村民、观光者互动、舒适为目标，有力打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个响亮的耳光，与上述福建乡建模式主要元素也相符，“生态”已成为福建社区大学引导乡村社会管理创新和“三农”问题解决的主题。
与此同时，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构建必须按照生态学原理，从学科的角度，急需构建乡村生态学作为其核心理论体系，按生态系统的等级层次，依次认识和处理好：
⑴城乡主体比例的平衡：农村城市（镇）化、农民市民化；
⑵农业的价值观变革： 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而是生态学，进而是政治学；
⑶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如农村合作社、社区支持农业的构建等；
⑷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变革：通过生态农业实现对各个农业组分的“接口”，形成无废物或自净的生产体系
⑸食品生产技术的变革： 以有机或无公害耕作实现安全的食品生产体系。
这样的认识和指导并可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重建，其核心是对农业本质和价值的重新认识，正如加拿大农学家Caldwell博士所言，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王松良，2005，2012）。农业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不能完全走与其他产业的货币化、市场化之路。即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更应该是“生态学”和“政治学”，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谐的产销体系，促进公平贸易，以优惠的政策加以保护。发达国家乃至我国的台湾地区，之所以没有“三农”问题，政策的保护作用远远超过技术的推进作用（笔者刚刚考察台湾的“三农”后得出的初步结论）。这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最根本的战略，而连续9年的一号文件正致力这个理念的良好开端。此外，不断创造宽松的行政环境，扶持社区大学引导和推动整个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管理的创新，也是建设和谐乡村的方向。
致谢：本研究是致公党福建省委会2012重点调研课题的一部分成果。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王松良.2005.信息技术：走向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农业网络信息， 2005,8:4-7,12
王松良.2012.我国“三农”问题新动态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以福建乡村调研和乡村建设的实证研究为例.中国发展，3:45-52
Yan Shi, Cunwang Cheng, Peng Lei,Tiejun Wen & Caroline Merrifield. Safe food,green food, good food: Chines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the rising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011, 9(4):551-558
周立.2010.极化的发展. 海口：海南出版社.
辛鸣：中国“新赶考”， 南风窗，2011年第8期
本文发表在《中国发展》杂志，2012，12（6）:75-81
[1] 社区大学的实践研究离不开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厦门工友之家的唐宝华和高兴夫妇、罗铭靖和杨精粉夫妇、黄丽金、张颖及众多积极参与活动的工友志愿者；莆田汀塘社区大学的张俊娜、江丽丽、龚晓红、杨六平、吴瑞、王文婷等；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的吴伟娟、麦子、潘晓婷、沈家松等；安溪福田乡村建设中心的佘华芳、邱建荣、刘迎军、袁清华等；他们常年驻扎在项目点上，营造在地化的可持续发展系统，为社区大学“因地制宜”的多样化尝试，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