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于2009年1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大学生参与新农村建设"颁奖大会演讲节选，经作者审阅后发表于《中国合作经济》2009年第2期，《新华月报》2015年7月号上半月“乡村建设”专栏。

“乡村建设”专栏是由新华月报与西南大学中国best365体育在线、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农林大学海峡best365体育在线及国内多家乡村建设实践机构友情合作出品。

你们都是要到农村去的志愿者,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等,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个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一、第一代知识分子下乡

“五四”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对于“农民的发现”,鲁迅后来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权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 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诡诈的手段”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这番话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是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人满为患,大概也是迟早发生的事。

二、第二代知识分子下乡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思路。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而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大多数农民则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

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行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于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也带领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20世纪的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后来,因抗日战争爆发,这些实验区都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三、第三代知识分子下乡

20世纪40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中国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计民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以至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通过自身的痛苦经验发出内心的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自然就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四、第四代知识分子下乡

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他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不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那里”。大学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边缘山区贵州去,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18年,正是我从21岁到39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尽管我在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一个“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

五、第五代知识分子下乡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这是上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的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说的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于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所获得的各种不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做了一定的准备。

历史回顾,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现象。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着两个“为什么”,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六、第六代知识分子下乡:关于今天的大学生支农

到了21世纪初,我们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这其实是你们首先要想清楚的问题。作为第六代人的“青年志愿者”,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历史驱动下,重新走向西部,走向中国广大的农村的?

我想了两句话:“今天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作为回答。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中国的年轻一代中的一部分人,会觉悟到自己需要农村?在你们的一次总结汇报会上,有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他说,下乡支农,“我们的生命多了一层底色”,我想,今天就从这“底色”说起。

在全球化的中国与世界,人的生命存在,有两种方式。一是“固守者”,即坚守在本土:从世界的范围,就是坚守在中国本土;从国内的范围,则是坚守在自己的家乡。另一是“漂泊者”,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外,总之是远离故土,到“远方”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固守”与“漂泊”是从来就有的。固守者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失根的问题。其实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你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并不自然就认识这块土地,甚至也会产生认知上的陌生感,情感与心理上的疏离感。我就这样问过贵州的大学生:你认识脚下的土地吗?这就说到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确实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生养于兹,并且辛苦耕耘于这块土地,不认识中国的农民和农村,不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不知道他们的要求、愿望,陌生于他们的文化,就很难说真正认识中国这块土地。在我看来,在过去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之所以这样“前赴后继”地走向农村,其内在的动因,就是要去寻求自己的生命之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世纪初,你们的青年志愿者运动,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根”运动,是在补你们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重新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当你和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建立了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成为你生命记忆中的永恒,并以此作为你的生命底色,今后,无论你走到哪里,哪怕是远离故土、家乡,走到天涯海角,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你都是有根的,你都有一个精神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