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三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先生走完了他一生95个春秋的漫长历程之后，安息了。不久， ?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发表了他的"生平介绍"，称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盖棺论定，"介绍"对他的一生作了较为恰当的总结。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名漱溟，广西桂林人。1893年重阳节出生在北京一个三代为宫的"世宦之家"。他的祖先是蒙古族，姓也先帖木耳，与元朝皇帝同宗。

梁漱溟的父亲梁巨川，曾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他秉性笃实而不拘谨，看重事功而忽视传统学问，主张“清流所鄙，正人所斥"的“洋务西学新书，断不可以不看。"①在父亲的影响下，梁漱溟自小未受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而最初接受的竟是《地球韵言》一类传播世界大势的新知识启蒙。1898年梁漱溟开蒙这一年，正值戊戌维新。父亲极力赞成停科举、废八股，并对外侮日逼的局势尤为焦虑，思想上倾向于变法维新。在父亲的支持与影，梁漱溟进人新兴的中西学堂学习，并在幼小的心灵中隐然萌发了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与迈越世俗、追求上进的正大刚强之气。在新学堂，课程中的国文、算学、英语等并不能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他又找来《启蒙画报》，贪婪地阅读。升人顺天中学堂后，除规定的国文、代数、几何、三角、英文、地理、历史等科目外，他按期订阅上海出版的革命派的《民立报)) ，以及从日本传递进来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新小说》，立宪派的《国风报》等。《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申报》、《新闻报》、《时报》等报纸，更是每日必读。梁漱溟后来成就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主要得力于他从小开始的自学。广泛阅读，是他自学的一个侧面;而真正的自学，是他对两个问题的执着追求:一个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另一个是社会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从人生问题的追求，使他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以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的追求，使他倾向于中国革命，而投身于社会改造运动，参加革命组织。作为一个少年中学生，理念上的不断思索追求，已为他未来成为一个思想家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1911年，中学毕业后，梁漱溟到《民国报》当记者。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作为新闻记者，他终日出人临时参议院、国会、国务院、同盟会本部、改组后的国民党本部等处，使他渐渐熟悉了许多政治上的人物与事件。这些实际知识和经验，为他认识社会提供了不少帮助。这时，一次偶然的翻阅，他读到了日本幸德秋水著的《社会主义神髓》。这是一本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内容并无深刻的理论，但其中反对私有制的观点深深地吸引了他。他联想到现实生活中的巧取豪夺、生存竞争、人世间一切罪恶，都来源于财产私有制度。他深信“拔本塞源，只有废除财产私有制度，以生产手段归公，生活问题基本上由社会共同解决”，“免去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才能阻止"人类日趋于下流与衰败"。②于是，他写了《社会主义粹言)) ，借誉板刻印成小册子，分送朋友。

革命理想与黑暗现实的强烈反差，使梁漱溟内心痛苦不已，产生了消极遁世的思想，曾有两度自杀而未遂。后来又醉心于佛家，转入出世，一心想出家。当他从《民国报》离职后，目睹国事日非，生活态度更加消沉。在家闲居的两年多中，常常到琉璃厂寻购木刻版佛经与《佛学丛报》，潜心研讨佛学。沉溺于佛学的结果，使他决心终生茹素不婚。后来直到29岁时才终于成婚，但素食的习惯却整整保持了一生。

笃信佛学而写成《究元决疑论》，该文批评古今中外各家学术，而唯独推崇佛家，纵论出世主义哲学。这篇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教育总长范源濂介绍他与当时主持北京大学校政的蔡元培相见。见面之后，蔡元培说“我从欧洲回来路过上海时，已经拜读了梁先生的《究元决疑论》，我们请你到北大来讲授‘印度哲学’这门课，希望梁先生不要推辞。”蔡元培的恳切相邀，使梁漱溟深受感动。1917年10月，他来到北京大学。他郑重地向蔡元培申明: "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从此，他在北大先后讲授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绎旨等课;同时开始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既未上过大学，更未出国留洋，仅凭自学而成长的一个青年学者，能够进人各路人才荟萃的中国最高学府执教，这确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桩新鲜事。它充分显示了蔡元培革故鼎新、兼容并包之量，同时也说明梁漱溟当时在学术上的造诣与影响。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掀起打倒孔家店、批孔、批儒、反对传统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公开树起了与“五四运动锋芒”相悖的“新儒学”的旗帜，表现了学术上的卓见与胆略。

1921年，“震古烁今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正式出版，这本书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发韧之作。它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人世界文化的构架中平等地加以讨论。通过中、西、印三种生活态度、三种路向、三种文化系统的考察后，他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劲吹中国大地的时候，他既肯定西方民主科学的价值，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又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价值，主张“以中国的态度向西方的路”。这本书奠定了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学”开创者的历史地位。

在北大期间，梁漱溟结识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尤为相好。当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后，他特地从西郊赶入域内，安抚李大钊的家属，并操持装验之事。他也感激蔡元培与北大对他的知遇与培养。他说“这7年间，我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而总结起来，最大的收获:一是改变了自己笃信佛学，一心想出家的生活道路;二是一面教书，一面自学、研究，在学术上成熟了，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但是，7年来的执教生活，并不能使他满足。他对教育问题逐渐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教育不仅仅在讲习知识技能，而应亲师取友，要顾及学生的整个人生道路。为了实践自己的新认识、新设想，他决计离开北大而走独立办学之路。

1924年夏，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应约赴山东曹州办学，为创办曲阜大学筹划。他在《办学意见述略》中说明了曲阜大学的旨趣是“ 取东方的——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讨昭宣的功夫，使它与现代的学术思想能接头，发生一些应有的影响和关系。”③曹州办学与拟议中的曲阜大学均未告成，但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职志，这一宏愿可以说主宰了梁漱溟一生的学术生涯。后来他曾明确地表示“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是自己一生的使命。抗战胜利后，他又提出了创办勉仁文学院的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应邀来到北京，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希望设一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建议，均未取得进展。这不能不说是梁漱溟一生最为遗憾的事情。

1925年，曹州办学失败返回北京后，梁漱溟与另一位儒学大师熊十力一起在什刹海东煤厂举办私人讲学，这是类似古代书院讲学之风的一种教育形式。学生是一些由山东追随而来的青年。他们在一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极为认真。这正是梁漱溟期望的那种亲师取友的办学实践。每天他们都要举行朝会。当天将明而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偶而传来晨鸡作啼之声。此时此景，每有生众睡而我独醒之感，由此而感到自身对世人与社会责任之重大。他们或沉思反省，或宣讲探讨，尽情地利用这生命中最可宝贵的刹那，以抑扬朝气，锻炼心志。不久，他们又搬到西郊颐和园北边的大有庄，继续研讨儒家哲学与心理学。德国学者卫西琴也参与其中，共读共研。这种私人讲学的形式，在以后山东乡村建设实验的教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来。

_{宋恩荣拜访梁漱溟先生1987年3月起，至1987年共访问7次}

1926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直接目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战争已发展到长江一线，全国震动，青年界尤为活跃，革命空气空前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朋友催促梁漱溟南下参加革命。犹豫再三之后，他终于决定南下。先去上海、南京一线，后又南行至广州。他先后会见了陈铭枢、李济深，共议时局大计。他谢绝了李济深要他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的邀请。他预测中国最近之未来，“实际上将不能不是些分裂的小局面，每个小局面还都是大权集中在个人之手。”他思想上完全否定西方宪政一类的模式，认为中国的立国之道，唯有“乡治”。他说，所谓乡治是我们民族的唯一出路。农村兴盛，整个社会才能兴盛;农村得到安定，全社会才能真安定。我们只能通过替农村寻求新的生命而找到中国全社会的新生命。他称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随后他去陶行知主持的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晏阳初主持的定县实验区考察。然后于1929年秋来到河南辉县百泉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从而开始了他乡治运动的实践。1931年1月，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他与梁仲华、孙则让应山东省政府主席、军阀韩复案的邀请，一起到山东邹平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务，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孙相继离去，梁漱溟接任了院长职务，一直到1937年，日军进犯山东，邹平沦陷为止，长达7 年之久。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性质上来讲，是一个从事实际运动的学术机关，其宗旨是"辟造正常形态的人类文明，要使经济上的‘富’、政治上的‘权’综操于社会，分操于人人。”其纲领在"使社会重心移植于乡村。”。④

乡村建设研究院先选定邹平为实验基地，院本部设在东门外，占地30余亩，将旧庙宇改为办公教学用房，一切因陋就简。实验区广设村学与乡农学校，这种学校不同于一般学校，它既是教育组织，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学校设学长、校董会，由当地乡村领袖充任、组成。学生称为学众，包括全村民众，以成年农民为主。教员由研究院工作人员充任。课程有识字、唱歌、精神讲话，以及因地制宜而设的自卫训练、种树、种棉、养蚕、织布、合作等等。后来又选定菏泽、济宁等县区为实验区。两年后，村学与乡村学校在山东全省已普及。在办学中他师法古代“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制定了《村学乡学须知》，企图从教育的立场倡导新礼俗，将农村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在一种柔情的习惯之上。实验区也创设了乡村师范学校以及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以培养村学、农校教师。邹平地区举行过每期四周的小学教师讲习班，梁漱溟亲自为讲习班讲解《乡村建设大意》与《教育思潮》，帮助教师提高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认识。还特邀晓庄师范的张宗麟到邹平简易乡师任校长。邹平简易乡师采用陶行知提出的 "生活教育"的理论，推行"教学做合一"与"道尔顿制"，设立了实验小学与幼稚园，为乡师学生开辟了教学实习园地。梁漱溟又集中训练了8个师范学校的学生，派他们下乡去担任训练组织民众的任务。以后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与游击战中，师范学校的学生800多人携枪支、粮款从济宁退人河南镇平集训。1938年秋这支山东八校师范生支队回到山东参加抗日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几年间，梁漱溟着手对实验区文化、经济、政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文化教育方面，除前边提到的村学、乡学、乡师之外，还在研究部下招收大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为研究生，培养乡村运动的高级干部。学制两年?，供给膳食、制服及津贴。学习采用书院制方式，在导师指导下各凭学力自行研究。研究程序为先作乡村建设根本理论之探讨，次及专科研究，随各人根底与兴趣自选一门或几门，如农村经济、乡村教育、乡村自治、乡村自卫等。 1931年至1935年间，共招收两届研究生，培养了70人。这些人多数留在研究院本部或实验区工作。研究院的训练部还招收年龄在20～35岁、世代居乡的初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以培养乡建工作的基层干部。学制有一年、两年两种，课程以实际服务训练为主，包括农业生产的常识技术(凿井、畜牧、养蜂、养蚕)、军事、自卫、社会调查、经济等。另外基本的课程还有精神陶炼(排除"俗见俗肠"，启发"深心大意")、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这种形式的培训学校共办过3期，培养了乡建实施人才1040人。

乡建研究院还推行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即社会式教育，其内容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及社会建设事业两大类。具体的实验有:农业改良(推广改良品种、推行表证农家、防治病虫害) ;倡办合作事业(寓教育于合作之中，以图改变几千年来小农经济养成的中国农民各顾身家的狭隘意识，培养适应现代文明的团体意识) ;建立乡村金融(设金融流通处、信用合作社庄仓信用社) ;开展风俗善导运动(禁赌、戒毒、禁缠足、禁早婚、戒游惰、戒斗殴、讲卫生等)。研究院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县政改革，邹平撤消了原来的区、镇、乡建制，改设乡、村、闾、邻四级县以下的自治组织，实行政治教育合一。

梁漱溟企图通过一种广义的教育工程来挽救数十年来乡村的破坏?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国民族的自救。这充分表现了他的忧患意识与爱国热情。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不存在阶级，不需要进行阶级斗争，只要用和平的手段，走改良的道路，就可以解决问题。乡村建设实验的结果，虽然在局部取得一些成效，但因没有抓住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并不是成功的社会改造实验。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8月上旬，梁漱溟抵达上海。13日，上海抗战爆发。蒋介石打来电报，邀请梁漱溟去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会上他提出“大规模发动知识分子下乡从事民众动员与改造教育制度以应抗战之需"的建议。

30年代至40年代，梁漱溟曾两度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商讨抗战救国大计。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的思想与经历产生了相当影响。

1939年1月，梁漱溟第一次来到延安。当时正值西北严冬，寒冷难支，举目所见，一片荒凉。但是，在极其艰苦的恶劣环境中，他却看到"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他看到那里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风气极好，人与人之间情趣昂然，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这些，使他这个从国统区来的人顿感耳目一新。这次访延，他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对中国共产党作一番考察;二是与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参观了延安的党政机关，调查了减租减息、生产等情况，而最重要的成果是与毛泽东进行了连续8次长谈。

梁漱溟先送几本自己的著作给毛泽东，其中有一本40万言的《乡村建设理论》，交谈就从这本书开始。他们议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共分裂，议论了在新的形势下团结抗战的问题，有许多共同的观点。对于时局，梁漱溟流露出悲观的情绪，毛泽东则从敌、我、友三方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与战争可能的转化，得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结论，使他感到深受教益。但是，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时，两人观点不同，争论起来。梁漱溟坚持认为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这特殊性表现在传统社会的形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阶级分化与对立不明显，因此不需要阶级斗争，不需要暴力革命。毛泽东则坚持中国社会固有其特殊性，但与西方社会有着共同性的二面。指出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两人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意见虽有分歧，但气氛却十分融洽。毛泽东政治家的气度，给梁漱溟留下极深的印象。访问结束时，毛泽东对他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话，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后来他果真读了这本书，但并未完全读懂。直到全国解放后，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他才感觉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理论多有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⑤

8年之后的1946年3月，梁漱溟不同意旧政协通过的由张君如计的以美国政治体制为蓝图的宪政(其中体现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决计退出 政治活动。为此他重访延安。他向毛泽东等十多位中共要人陈述:欧美式的政治体制，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现状、需要。如勉强实行，将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独立。（6）会见中，中共领导人希望梁漱溟不要退出政治舞台。但梁决心已定。

这一年的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消息传来，梁漱溟十分气愤， 7月18日，他以民盟秘书长的名义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民主宪政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 "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象今天这样，我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子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⑦表现了一个民主人士在白色恐怖面前不费强暴的凛然正气。随后，他受民盟总部委托，亲抵昆明调查，事后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用事实揭露了国民党的罪行。梁漱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治"的主张，对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抗战，忧心如焚。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更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他识破了国民党策划的假和谈，决计退出政坛。1947年他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并申明脱离民盟。但他仍然关心着政局，1949年元旦过后，蒋介石发布《和平文告》，宣告下野。他发表了《过去内战责任在谁》一文，指出“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好战者(指蒋——作者)既已不存，全国各方面应该谋和平统一"。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邀请梁漱溟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到北京后，毛泽东安排他住进颐和园石舫旁边的一所精巧的四合院里。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分别去东北、华北、华东各地参观;之后又去四川合川县参加土改工作。实践斗争，促使他对自己过去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1951 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文章论及了自己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等问题上的醒悟。写道“三年来(自1949年始)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东方。"他决心跟着共产党走，并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积极地对解放后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

从1953年起，他因对中共在工农地位的差别提出委婉的批评，呼吁重视农民和农村问题，触怒了毛泽东，当场遭到毛和与会者的狂暴批斗和辱骂。从此他被扣上“恶毒攻击新政权”的“反动分子”的帽子，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受到全面批判。被打入冷宫，只能在家“闭门思过”。

“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理所当然地受到抄家、游斗。他的家传三代藏书，明清名家书画、戊戍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等一大批极有价值的文献史料，都被撕毁焚烧。但是，“书籍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73 岁高龄的梁漱溟被游行示众批斗回到家中，擦去额头的污秽与汗水，继续伏案开始了《儒佛异同论》的写作。一个月中，在被批斗之余，他写完全书，又开始了《东方学术概观》的构思。

宋恩荣编，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本想利用梁漱溟这块"儒学大师"的招牌，令其反戈一击，通过批孔、批周公而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但梁漱溟却公开表态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指出“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有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是中国历史上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种种外来的文化思想，都是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8）梁漱溟公然抵制"批林批孔"运动，惹怒了江青，她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判了梁漱溟。在以后的-年中，大会小会，报章杂志，点名不点名，对他进行了无休止的批判。梁漱溟非但不低头认错，反而针锋相对地为刘少奇、彭德怀辨护。在政协召集的连续三次的联席批判会上，当主持人问他"你对大家的批判有什么感想"时，他镇定而傲然地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无不可夺志。"结果又招致了更加猛烈的批判。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暗的境况下，梁漱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中国冲破了自我封闭的格局，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目睹国家大局的发展变化，梁漱溟十分欣慰。他把国家的形势概括为“政治安定团结，经济发展稳妥，人民生活提高"三句话。（9）他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这位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国民党，创建过中国民主同盟并任秘书长，又是解放前旧政协代表中仅存的少数人之一的老资历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年暨90岁之际，终于又获得了准于参政议政的资格与礼遇。他说这是国家巨大变化在自己身上的体现。此后，中共中央凡举行民主协商会，他都被邀出席。他仍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要认真记取历史教训，做好三件事: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健全法制。

人逢盛事精神爽。耄耋之年，他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在人生旅途的最后历程，他重新提笔著述并重登讲坛“文革"以后，在脑际中酝酿达几十年之久的《人心与人生》一书，终于写成。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交给上海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这部书稿。出乎意料， 1984年此书出版后，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销售一空;出版社主动提出免去"自费"，公开出版，印刷 17000册，结果仍旧脱销。几年间，出版界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热"。他的新作旧著纷纷出版重印。《东方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梁漱溟教育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焕鼎文录?》(台湾地平线出版社)、《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忆往谈旧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梁漱溟问答录》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化要义》 (学林出版社)、《朝话》 (教育科学出版社)、《东方学术概观》(巴蜀书社)、《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 (巴蜀书社)、《梁漱溟全集》1～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等，相继出版。

随着"文化研究热"的出现，国内外学术界兴起了对“现代新儒学”与 "梁漱溟思想"研究的热潮。1987年，“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学术讨论会"、“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先后在山东邹平、北京香山召开。有关的研究论文在一些学术性刊物上时有刊载。以“承继并阐扬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对外国文化的介绍和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宗旨的中国文化书院在北京成立。梁漱溟担任了院务委员会的主席，并重新登上讲坛宣讲他毕生从事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观点。他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与加强世界各国文化交往，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对于梁漱溟以及他在哲学、东西文化比较、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的种种学术观点;对于他在3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等社会改革以及40年代奔走国是的活动与实践中的种种作为，历来都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学术现象与思潮的客观反应，这是正常的。但是.从1953年起，由于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场对梁漱溟的批判运动，人们已经习惯地用"反面教员"的角色来看待他。因此，自此以后对梁漱溟思想很少有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分析。解放以后出版的教育史著作与教材中，都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归之为“反动教育思潮"之列。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梁漱溟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具有真情实感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他一生从事人类基本问题的研究，而且从来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典，有着独立的见解。在任何高压下，他都秉持着自己独立的人格。他怀着深沉的历史使命感，为探求国家与民族的复兴投身于社会改革运动的实践中。与任何历史人物一一包括那些“伟大的人物”在内一样，他的思想与事业，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与自身的局限。用辩证的方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唯物地历史地具体地研究评价梁漱溟这样的思想家、教育家，是摆在学术界一项艰巨的任务。梁漱溟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新成果。梁漱溟先生晚年曾亲笔题写一条幅赠送笔者，上写"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还为笔者编辑的《梁漱溟教育文集》写了“著者序言”一篇。他写道: "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是最好不过了。如我在《人心与人生》中曾说明，唯圣人为能践行尽性。我一向意气承当，一生行事疵累多矣。自以为矫然不群，俯仰无愧，是病痛所在。"⑩以上这些处世格言与自我评价，或许为我们全面认识梁漱溟的一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参考。

注释:

①《梁巨川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光绪十年四月六日。

②⑤⑥梁漱溟: 《我的努刀与反省》，漓江出版社， 1987年6月。

③④⑩宋恩荣编: 《梁漱溟教育丈集》，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7年8月版。

⑦《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年12月版。

⑧ ⑨汪东林: 《粱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