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4年03期，作者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曹立新副教授。

“五四”运动后，中国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及其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华民族的自觉与自救运动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知识分子经过上层改革和革命之后，逐渐认识到底层农村对于中国命运的根本意义。乡村教育、农村救济、农业改良等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下乡去”三个字一时竟成为最时髦的口号，风气所致，终于蔚成三十年代全国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1]。对于知识界的这股潮流，国民党政府也推波助澜，1930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乡村教育案”。据统计，截至1935年2月，乡村工作机关至少有了一千多个，与这种团体有关系的各类农学会，更达到一万多个[2]。

在此期间，与乡村建设运动相关的各类传媒也如雨后春笋，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些传媒当中，既有各乡村建设团体主办的“机关”刊物，比如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漕河泾农学园编的《农村改进》、北平师范大学乡村教育实验区编的《乡谈》、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编的《乡村建设》等；也有政府相关部门主办的“行业”刊物，比如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的《农民运动》、农业部编的《农声》、青岛市政府编的《乡村建设》等；更有许多有影响的专业传媒单位推出的“乡建”或“农村”之类的“特刊”或“专刊”，比如《大公报》的《乡村建设》、《益世报》的《农村周刊》等。其中，创办较早、影响较大、并且惟一专以农民为目标读者群的，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主办的《农民》报。

这些以“农”或者“乡”字命名的报刊的发展与成败，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衰息息相关。迄今为止，学者们已从多种角度解读乡村建设运动，然而，对于与之相关的大众传媒，仍然缺乏足够的考察。传播学的奠基人施拉姆（Wilbur Schramm）教授认为，在社会变革时代，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这一变革的代言者，而且是这一变革的促成者：大众传媒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风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他看来，“媒介是一股解放的力量，因为它们能打破距离和孤立的藩篱，把人们从传统社会传送到‘伟大社会’中。[3]”同样，在那场推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大众传媒不仅起到了一种“媒介”的作用：既是信息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也是方法与观念探索与对话的媒介；而且，这些传媒通过编制、传播各种乡村建设的讯息和信息流，悄然播撒了乡村社会变革的种子，由此为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孕育出一种全国性“气候” [4]——正是这种气候，反过来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

一、文字下乡

1923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当选为总干事，主持实际工作。晏阳初从事平民教育，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进行华工教育。办《华工周报》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大众传媒对于平民教育的作用。因此，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成立后，晏阳初在积极推广识字教育并计划将平民教育推向乡村的同时，决定创办《农民》报，目的是巩固平民识字教育的成果，提升平民教育的水平。

《农民》报创刊号解释本刊的目的：“《农民》是一个知识和文字的介绍人”[5]。《农民》报出版时，著名的定县实验尚未开始，但晏阳初在湖南长沙、浙江嘉兴、山东青岛、直隶保定等地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识字教育，许多乡村平民学校也已成功开办起来，不少平民学生已经读完了《千字课》，能看报了，这些平民学生形成了《农民》报最初的目标读者[6]。晏阳初等人感觉到，一个农民读完了一部《千字课》和一部分平民读物以后，实在需要一种带时间性的刊物，从这个刊物里农民不但可以温故知新，而且可以知道一些“这一周的国家大事”。《农民》报的出版，既可以帮助他们温习已经读过的熟字，同时可以满足他们急着想看报、开眼界的需要，向他们传播《千字课》以外的普通常识，并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

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乡村现代化运动，它的推进过程也就是各种现代性元素渗入到乡村的过程。《农民》报的第一任主编是被誉为“中国副刊之父”的孙伏园[7]。像傅葆琛、冯锐、陈筑山、熊佛西、李景汉等人一样，孙伏园也是受到晏阳初的感召，加入到“博士下乡”队伍的。与这些博士一起“下乡”的，是科技下乡、金融下乡、卫生下乡、工业下乡、自治下乡、教育下乡、传媒下乡，在所有这些现代性元素中，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晏阳初一开始最为重视的，则是文字下乡。

《农民》报初创时为旬刊（创刊至第7卷），中间改为周刊（第8卷至第12卷），后期又变成旬刊（第13卷至结束），1年1卷，16开，每期4版，后来增至8版、10版、12版，每期约10000字规模，“特刊”有达到28版的；第13卷后因为日本侵华，刊物内迁，印刷简陋，手抄油印，每期不单标版页，全卷页码累计。《农民》报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三个时期：一、北京时期（1925年3月1日北京创刊至1929年3月1日）；二、定县时期（1929年3月1日社址迁往定县至1938年8月25日）；三、后定县时期（1938年8月25日迁往长沙文昌阁66号至结束）。其中定县时期又可分三个阶段：从迁到定县到平民学校同学会周刊为第一阶段，平民学校同学会周刊为第二阶段；新农民周刊为第三阶段。后定县时期也分为两个阶段，即长沙阶段和四川阶段。不同的时期，编辑人员、印刷技术、《农民》报内外部条件都有变动，报纸内容和版式也都有明显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农民》报贴近农民、服务农民、依托农民的“农民味”、“农民心”、“农民声”是始终如一的。

《农民》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农民”命名的报纸，不仅名称上是“空前的”[8]，而且是名副其实的。与乡村建设运动中涌现的其他报刊相比，《农民》报带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号称“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9]。

二、简笔字、书面语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不同意将乡下人的不识字说成是“愚”，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开始抛弃乡土社会的中国，他“决不敢反对文字的下乡”。作为人类学家，他形象地分析了乡下人运用的语言符号及其所包含的智慧，与城里人的不同之处[10]。与人类学家的理论分析和学术想象不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与农民的不同之处，有着切实的身同感受。晏阳初曾多次告诫同仁，自北京迁到定县，从都市到乡村，不只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此，要求他们“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要当农人的先生，首先要做农人的学生，换句话说，“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要先农民化，才配化农民”[11]。晏阳初这种农民化以化农民的理念，几乎成为所有“博士下乡”者的共同信念。主持定县调查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就深有感触地说过，“若要获得民间的事实，必先得到民间的信仰，即先农民化，而后能化农民。[12]”

《农民》报是一张前所未有的报纸，就像前所未有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一样，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几乎一开始就遭遇到许多困难。《农民》报要想完成文字下乡、化农民的任务，首先要考虑的也是如何将报纸这种现代传媒改换成农民易于接受的方式，也就是如何农民化的问题。孙伏园曾感叹，办《农民》报具有办其他报纸所不曾有的几个特殊问题，包括：如何把成本减轻到最低限度，式样朴素到与农村社会相适应，使定户对于报费的负担没有困难；如何让农民参加行动，使农民把报纸看成是自豪的东西；如何排除文字的障碍，或减小文字的困难，使农民读者拿在手中阅读下去，好像大学毕业生读《大公报》一般便利[13]。

为扫除文字的障碍，《农民》报以《千字课》为基础进行编辑，内容尽可能简单易懂，并且一开始就采用汉字注音。《农民》报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本刊的宗旨和目的》是这样登载的：“《农民》今天出版（音班）了！……因为现在许多乡村平民学校（音孝）的学生，已经读完（音玩）了《千字课》能看报了。……《农民》是一个知识和文字的介（音界）绍人。”这种注音不很准确，无法分辨四声，有时注音的字比原字更难。因此从第2期，又试用一个比较简易的新方法，仿《千字课》，每期加“本期生字”一栏，将生字集中提出，但不作注释，比如，第二期生字39个，第三期34个，第四期33个。第5期又换了一个新办法，仍然不释义，但举了些例子，比如，第6期生字27个，在“本期生字”栏目里注明，“犁（犁地）、粪（上粪、拾粪、粪坑、粪堆）、瘦（半肥半瘦）……”，这些注音、提字、举例的方法也各有缺点，直到1933年，平民教育总会语文教学改革后，确立了注音分词的方式。从第3卷第20期开始，《农民》报还对“新闻”添加注释，比如<奉晋两军小冲突>一条新闻，在“冲突”后加括号注上“冲突就是小战的意思”；<陈王叶三角同盟>的“同盟”后加括号注上“同盟就是取一致行动的意思”。自6卷27期起，《农民》报仿《千字课》本，加大字号，增多图画，采用寓报纸于课本或把报纸课本化的办法。

在编辑方针上，《农民》报以浅显实用为原则，以“适于农民”作为用稿标准：“文字宜俗白浅短，情趣活泼，使农民可以了解，说理宜切迫现代生活，使农民可以享用。[14]”文章略深的不登，内容不大适合农民需要的不登。为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编辑部想尽了各种方法，连小字恐怕农民看了费眼力，也改为大字[15]。编辑部工作的四个人，因为都不是农民，写出的文章不够农民化，于是互相修正，模拟农人语言，力求最通俗易懂。没有一个编辑的文章，一写下便可以发表的。如此一来，编辑的功夫，一大半花在了寻找容易认得的字词和容易懂得的句子上。

除了采取报纸课本化、用字农人化之外，《农民》报还努力吸引、积极鼓励农民参与办报。第2卷第42期开始实行每月征文，请各处乡村平民学校学生做。第一次征文的题目是：“你在家怎样温习你的功课？”第2卷第51期又发布“启事”：向农民读者征求“不识字害处一类的故事”。为了帮助那些还没有得到识字机会的、有了意见未必能写出来的、或者写出来也未必能清楚的文盲和半文盲，使他们也能够投稿，《农民》报特发布<致各地平校教师公启>，希望各地平民学校教师，“不但在农民有意见而不能笔述时要代他们记录，记得不清楚时要代他们修正，尤其要在他们觉得没有什么意见时启发他们而使他们有意见，他们有好意见不自觉其好时提醒他们而使他们不抛弃好意见”[16]。

对于农民的来稿，编辑部将标准放到最低。比如，《农民》报编辑部同仁自己不写简笔字，也不勉强别人写简笔字，但绝对放任农民投稿人写简笔字和别字。刚开始时，对于农民投稿中的别字和笔误，编辑部还附加括弧代为修正，后来连修正也干脆取消了。只要认识注音符号及少数汉字，凡是遇到写不出的字句，都用同音假借或注音符号勉强对待。编辑同人执笔的文章，则用纯粹的国语，文法理论相当讲究，既全注音，又全分词，略含示范之意。

三、农民的百宝囊：“农艺”新知与民间“游戏”

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具体说，是传播现代知识和观念的工具。《农民》报懂得，“报章与杂志，是灌输知识与传播文明的利器。[17]”《农民》报的宗旨是为农民服务，为中国三万万二千余万农民介绍实用必需的知识[18]，做农民的百宝囊，使得农民通过《农民》报，“赶快认识些普通常用的字……得着最实用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生活，吃得饱，穿得好，精神上也得着快乐，做一个健全的国民。[19]”

《农民》报创刊之初，设有谈话、新闻、故事、农艺等栏目。后来根据读者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仅仅在编辑部移到定县实验区的不到一年内，编辑内容就改革了三次。陆续增设了卷头语、随便谈谈、时事讽画、时事小言、公民常识、历史述要、地理要鉴、乡村妇女界、妇女常识、家庭常识、代图故事、乡学校园村、文艺、模范书信、大鼓书词、农谚、俗谚、游戏、格言、笑话、歌谣、新剧、谜语、卫生常识、科学常识、读者意见、通讯等栏目。第6卷后基本固定为评论、新闻、常识和文艺四个栏目。《农民》报的内容自始至终简单实用，无不与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关。其栏目设置也以农民需要为原则，登载的内容，以讨论农民生活和农业改良问题为中心，都是庄稼人应当要知道的[20]。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区的工作组织，分为文学教育、农业教育、公民教育、卫生教育、艺术教育、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社会调查八大部，总体而言，《农民》报的栏目设置也是以这八种实验为基本材料而编辑的。以第6卷第1期为例，该期10页内容包括生计教育、公民教育、文艺教育、新闻、通信五个版块，其中“生计教育”版块设“农艺”与“科学”两个栏目，“农艺”栏中登了<北方施用肥料应注意的几点>、<蝗虫浅说>、<农学常识（续）>三篇短文，“科学”栏里登了一篇<水门汀>的文章；“公民教育”版块分“公民”、“卫生”、“调查”、“家庭”四个栏目，分别刊登了<为什么要讲究世界道德>、<定县助产教育计划>、<定县社会概况（续）>、<定县喂小孩的方法应当改良>四篇文章；“文艺教育”版块设“历史”、“故事”、“小说”、“笑林”四个栏目，分别刊登了<端午节的故事>、<懒人的手足>、<谁是家长？>、<相反的笑话>四篇文章；“新闻”版块中有“平教消息”、“定县新闻”、“河北新闻”、“本国新闻”、“国际新闻”；“通信”版块登的是一篇编辑部答读者来信的文章。

《农民》报曾在第3卷就“你最喜欢哪个栏目”展开读者调查，结果有三分之一的读者选择“农艺”。 “农艺”一栏，最能体现《农民》报传播新知、服务农民的意图。该栏目的内容是，每期按照时季节气登载关于农业上最实用的事。主持该栏目的冯锐曾自述他编著此栏目的四种标准：实用，合时，浅易，根据农民的生活和习惯的方法[21]。由于“农艺”一栏受到欢迎，从第40期起，《农民》又添设“农事问答”栏目，凡是关于农业上的各种知识，或“农艺”栏内不明白的地方，给予详细回答。除此之外，《农民》报为了多传播一些实用的科技知识，还经常出一些特刊或专号，像第2卷40期“植树节”专号，第6卷第17期的“农业展览会”专号，第6卷第36期的“灭蝗”专号等。编辑部在解释为什么刊行“农业展览会专号”时说，“把展览会一切事实及经过情形详细记载下来，借使大家由这个专号，得着一个有系统的介绍，并可随时放在手边，借此临时的参考，这就是本会刊行这个专号的微意。[22]”无论如何，编辑部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凡在平民学校读完《农民千字课》的人，通过读《农民》报，能继续领受平民教育总会四大教育——农业、文艺、公民、卫生——的技能和知识。

除了各种“农艺”，《农民》报还大量登载民间文艺，包括故事和谜语等，都是民间口头早有的，现在全给搬到纸上来。《农民》报还向读者征求乡下常用的各种文件，如房契、地契、借据、当票、合同、喜贴、过年对联，等等，为编辑农民识字课本搜求素材；并以赠阅报纸的方式鼓励读者“投稿”：内容包括乡下孩童们常玩的各种游戏、乡下的歌谣、谚语、谜语、格言等[23]。第6卷第1期添加插画、格言，和各种有趣的文栏，如谜语、笑林等[24]。对于这些栏目，编辑部也向读者说明了用意：“我们编辑本报，我们是替全部读者打算，也是替读者的精神、身体、知识各方面打算的。我们为了合于一般农人的需要，所以设农艺栏；为了要使乡村妇女思想进步，知识增高，所以要设乡村妇女界；为了要使大家身体健康，所以不能不介绍卫生常识；为了要让大家作良好的公民，所以不能不介绍公民常识；至于文艺歌谣，可以助长大家的兴趣，游戏谜语可以消除大家的烦劳。[25]”

从第7卷开始，《农民》报由旬刊改为周刊，编辑部根据出版周期的调整，为读者定制了刚够七天读的内容：“评论”栏里刊登编者评论事件的意见，做读者自己评论事件的参考；“常识”栏里的东西，或是种庄稼必须知道的，或是做国民必须知道的，或是保身体必须知道的；“文艺”栏里有故事，有诗歌，有小说，为的是抒情怡性；此外，“新闻”栏里，把七天来的大事记载一番，使读者看了，该证实的证实了，该记住的记住了[26]。由于刊登这些农人喜闻乐见的内容，《农民》报影响不断增大[27]。《农民》报两周年时，有读者写了一首称赞的诗歌：“农民报，宗旨好，普及教育知识高；有插图，有新闻，重在白话益农民，有谜语，有书信，农谚歌谣除坏根，有故事，有农艺，研究种田栽菜理。[28]”

四、“谈话”：教“农人”做“国民”

《农民》报自称只想做一个知识和文字的介绍人，“对于政治军事，不愿多发议论，自找烦恼。[29]”但是，无论平民教育还是乡村建设，本质上都是一场民族自救的政治运动。事实上，平民教育的四大教育中就包含公民教育，而公民教育自然是一种政治教育；以服务于平民教育为己任的《农民》报因此不可能不承担政治教育任务。四川读者陈英奇曾经致信《农民》报，建议：“内容当注意政治常识，和讲解政治的名词，应当多说到农民切身的问题，叫农民看了多得帮助。[30]”《农民》报自创办伊始就对此使命有相当的认同和担当。

《农民》要服务于农民的，除了让他们温习文字，增加生产技能，更要开发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潜能。为农民代言，表达农情农意，对农民实行民主启蒙和政治教育，为中华民族培造最大多数合格的公民，始终是《农民》报的重要使命。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公民常识”栏目中对“自由”、“平等”、“共和”等概念的系统介绍，更体现在《农民》各期“卷头语”、“谈话”、“评论”等栏目所发表的时评文章中。比如《农民》第38期的<真正的耕读人家>、43期的<仍然不要迷信>、46期的<不是命该如此>、48期的<请农家妇女们赶快放脚吧>、49期的<不要被古人拘束住>、51期的<农民消除内乱的方法>、53期的<还是共和好>等等，都是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章。

诸位农民同胞，在平民学校里认识了一千多字，会写信了，会记帐了，办理一身一家的事情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我们只在村里做一个好农民，在家里做一个好儿子，好女儿，长大了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母，我们的责任还没有尽哩。我们把一身一家的事情料理妥当以后，还应该留下一点功夫，打听本国的大事和世界各地的新闻，所以看报是必要的了[31]。

在没说话以前，心里早就生了一种隐痛，这种“隐痛”是不平造成的，它使我还有更进一步的希望，就是我们应该怎样联合起来铲除这种不平；我觉得最可怜而又最可悲的，是一个人处在不平里面，受了莫大的压迫，不但没有半点挣扎，没有一丝呐喊的声音，反自己愤恨自己的命不好……田间的同胞们，您们是真挚的，您们是纯洁的，您们是诚实的，岂不知就有人因为您们的真挚、纯洁、诚实，才布下这面网来，您们应该留神这不平的事实，您们应该切切地记住这不平的事实，您们更应该自己先想想怎样铲除这不平的事实。……您们应该知道，怎样叫国民？您们在怎样的地位？您们应该应负的责任？您们应该彻底的觉悟。[32]

《农民》报告诉农民，农民本有知情和言论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在外是政治制度的不公平，在内则是农民自己不识字。“农民本有打听消息和发表意见的需求，不过在认不得字的时候，消息从耳朵里进去，意见从口舌间出来……耳朵的力量太小，打听不了多少新闻；口舌的力量更小，发表出来的意见，传播不了多少地方。[33]”农民不会用文字说话，所以造成农民“到处吃亏”。要想改变这种吃亏的状况，农民只有一个办法，便是用眼睛代口耳，用笔说话。《农民》报劝告农人朋友，“我们读书为的是求做国民的常识和农业的常识。[34]”

《农民》报教给农人的知识中，有农业的常识和国民的常识，比较起来，后者更加重要。“我们求知识，学读书写信作文还都在其次，第一重要的是学怎样做人，我们学会了怎样做人，才能把我们的知识作正当的运用。[35]”要做怎样的人呢？《农民》要“农人”学做“国民”。《农民》慨叹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民国，“有‘民国’而无‘国民’……平民教育就是使农民得着实用知识，养成国民资格。[36]”农人平日各忙私事，没有功夫去打听国家大事，以为国家有军队，一定给我们把边疆守得好好的，有百官，一定给我们把内政办得好好的。我们只要各人种作自己的田地，一定过得了我们的太平日子。《农民》报提醒农人，真正的共和国是权力归民的，农人要做自己事务的主人，要做乡村的主人，要做共和国的主人：“我们要叫住在的每个村里长治久安，非把这包办村事的大权，由乡绅手里夺回来不可，如同革前清皇帝的命一样。诸位不要害怕，这革命不是害命，这命不是性命的命，是发命令的命，就是以后村人不听少数人的命令……大家一律平等，这就是乡村里的共和。[37]”总之，要想叫中国好起来，“非得庄稼佬们也来大谈国事不可，不但要谈，并且要当作一种正经事去谈，看成和种田一样重要。此外再要求茶馆饭馆的老板们，不要在墙上再贴‘勿谈国事’的红纸条，官厅也不要禁止人民谈论国事。[38]”

五、农民的《农民》报

平民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让农民苦力发挥出创造力来，让农民成为乡村建设和自身解放的主人。《农民》报不只是要代农民言，更要让农民自己发出声音，最终是要养成农民独立发表意见、自己办报的兴趣与能力。从创刊开始，如何避免将报纸办成办报的先生的《农民》报，帮助农民自己办一份真正的农民报，便成为《农民》报追求的任务。《农民》报认为，“一个最好的农民机关报，应该是农民自己办的，就是说，由农民自己发起，自己集股，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的。[39]”

农民的口味，农民的喉舌，农民的机关报，农民的农民报，《农民》报不断努力接近这些目标。1932年5月，定县实验区成绩日渐显著，历年平民学校毕业的学生达二、三万人，同学会以村为单位，增加到200个以上，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组织需要一个周刊以通声气。为了推动农民自己办报理想的实现，《农民》报决定停办，编辑部同仁帮助办《平校毕业同学会周刊》[40]。《农民》报热情地向读者介绍《同学会周刊》：做稿的人十有九是农民，农民做出文章来给农民看，因为同职业同利害，口味自然没有不同的了[41]。可惜，《同学会周刊》只办了一年，之后恢复《农民》，这便是第8卷开始的新《农民》报。新《农民》报的稿件全部注音分词，不仅发行的报纸全部卖给农民，农民也真正参加了编辑与发行，每期所登的内容，农民的投稿竟占到一半，但是，这还算不上真正农民的《农民》报。1937年日本侵华改变了乡村建设的命运，也改变了《农民》报的命运。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定县沦陷，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总会被迫向南迁移，先后经湖南、贵州到重庆，《农民》报也随之迁移。由于编辑和发行部分有许多重要文件设备没有带出来，《农民》报第12卷未出完全就停止了。直到1938年8月25日，《农民》报第13卷第1期在湖南长沙文昌阁66号出版。为了宣传抗日，内容增加了“抗战建国教片”栏目[42]。直到最后，《农民》报让农民自己办的理想最终没实现。

1937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陪同中华民国政府经济顾问史丹法尼参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曾经感叹：邹平的乡村建设工作是中国民族的一幕悲剧，如果中国社会有办法，用不到大家在这里探求摸索[43]。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报的命运正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缩影，具有悲壮色彩。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饥饿、生存日益成为中华民族最紧迫的问题，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农民》报所代表的文字下乡、农民启蒙和乡村建设运动，虽然以最大的热情和耐性去实现教育生活化、科技经济化、文化乡土化以及自我农民化，终究不免于被更有效的同时也是更激烈的办法——即以解决土地民生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所取代。尽管如此，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视农民农村农业的理念，乡村建设者们进行的农业改良、农村改进、农民教育等创举，包括《农民》报丰富的传媒实践，不仅为1949年后的新中国建设者所吸纳，而且至今不失为一笔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1]  张宗麟：《乡村教育》（世界书局，1932），页20。

[2]  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大东书局1946），页2。

[3]  施拉姆（Wilbur Schramm）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页134。

[4]  施拉姆著，金燕宁等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页44。

[5]<本刊的宗旨和目的>，《农民》第1卷第1期，1925年3月1日。

[6]平教会曾经为城里平民学校毕业生和一般粗通文理的人编了另一份读物——《新民旬报》，自1925年11月6日发行，至1926年7月6日，共出25期，后改为《市民旬报》。

[7]陈漱渝：<中国副刊之父：孙伏园>，天津《今晚报》2003年3月13日。

[8]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页187。

[9]《民间》杂志曾刊登《农民》的广告云：“全国农民不可不看，从事民众教育者不可不看，从事农村运动者不可不看，全国智识阶级和学者不可不看”的地步。《农民》报有四大特色和四大功用。四大特色是：1、农民文字占一半以上；2、农民参加编辑；3、定县土产毛豆纸印刷；4、采用最新式文体（注音、分词）。四大功用是：1、可以作课本；2、可以作课外读物；3、可以作全国农民发表意见的机关；4、可以作研究农民生活的资料。

[10]费孝通<文字下乡>：《费孝通全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页322。

[11]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宋恩荣编：《告语人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77。

[12]李景汉：<深入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独立评论》第181号，1935年12月15日。

[13]孙伏园：<十年来的农民报>，《民间》第2卷第22、23期，1936年4月。

[14] <启事>，《农民》第4卷34期，1928年12月1日。

[15]<七年的试验>，《农民》第7卷第36期，1932年6月18日。

[16] <致各地平校教师公启>，《农民》第7卷第8期，1931年12月14日。

[17] <开通知识的工具>，《农民》第3卷第34期，1927年12月1日。

[18]葆琛：<本报周年纪念感言>，《农民》第2卷第1期，1926年3月1日。

[19]葆琛：<农民报的自省>，《农民》第3卷第1期，1927年3月1日。

[20] <本报第五年合订本出来了>，《农民》第6卷第6期，1930年8月1日。

[21]冯锐：<编著农艺一年的回想和今年的办法>，《农民》第3卷第1期，1927年3月1日。

[22] <我们为什么刊行“农业展览会专号”>，《农民》第6卷第17期，1930年11月21日。

[23] <本报征求几种东西请诸君帮忙>，《农民》第2卷第6期，1926年4月20日。

[24] <本报增加篇幅的意思>，《农民》第6卷第17期，1930年11月21日。

[25] <本报内容与读者>，《农民》第3卷第24期，1927年8月20日。

[26] <看报的习惯>，《农民》第7卷第20期，1932年2月27日。

[27]葆琛：<本报周年纪念感言>称，《农民》报出版一年后，读者已遍布全国各省区，甚至连朝鲜、日本、檀香山、南洋群岛，也有订阅的。

[28] <敬祝农民报二周年纪念歌>，《农民》第3卷第1期，1927年3月1日。

[29]<农民复活感言>，《农民》第4卷第8期，1928年5月10日。

[30]《农民》第2卷第36期，1926年12月20日。

[31] <看报的习惯>，《农民》第7卷第20期，1932年2月27日。

[32] <我为什么要和农民来谈话>，《农民》第2卷第18期，1926年6月20日。

[33] <办报的兴趣>，《农民》第7卷第15期，1932年1月23日。

[34]李阴春：<我们农民不要小看自己>，《农民》第2卷第1期，1926年3月1日。

[35] <新年的新希望>，《农民》第3卷第31期，1927年11月1日。

[36]傅葆琛：<国庆与农人>，《农民》第2卷第23期，1926年8月10日。

[37]<乡村的专制与共和>，《农民》第2卷第25期，1926年9月1日。

[38]李阴春：<农民也要大谈国事>，《农民》第2卷第26期，1926年9月10日。

[39] <办报的兴趣>，《农民》第7卷第15期，1932年1月23日。

[40] <同学会周刊>创办于1932年5月，铅印改石印，以土产呈文纸代16开西洋纸，单面印，可以贴在墙上，平常一张，有时两张三张，还附画报。1933年7月停刊，共出60期。

[41] <农民应该自办一个报>，《农民》第7卷第37期，1932年6月25日。

[42] <发刊词>，《农民》第13卷第1期，1938年8月25日。

[43]公竹川：<乡村运动是中国民族的一幕悲剧>，《乡村运动周刊》第8期，1937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