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不知道还适不适用，但我们还是记得的好。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温铁军意图走出一条不同于激进现代化的发展之路，而其背后的理论自信，一来源于百年来乡建先贤留下的农村建设经验，二来源于他对于中国发展方式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学认知。
在目前被称为“中国崛起”的这个发展阶段，其实依旧是“今天的你我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1933年的生产过剩性危机。而危机之所以尚未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于中国在秦朝时就完成了至今为欧洲人所渴望的大一统。一个庞大的大陆型国家，可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遭遇生产过剩之初，国家提出“两纵三横”、“五纵七横”的思路所在。乃至于今天的“一带一路”，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把过剩化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甚至是中亚、西亚的基本建设，也都是源于这一思路。
这一思路颇似当年的罗斯福新政中的新国家主义。从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到现在15年间，国家大约已经投进去了15—20万亿。台湾或韩国因为幅员狭窄，没有办法再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自身的基本建设，就只能向大陆转移。大陆吸纳了各种各样其他小经济体的生产过剩，由此继续维持了15年。
而下一步继续维持的办法就是城镇化，把几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人为扩大城市这个巨大的资本载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发展战略。
问题在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最终造就经济大危机，并走向战争。二战把所有生产过剩型的国家在欧洲这个小小的半岛型大陆上所形成的生产能力摧毁了，而二战的胜利者，恰恰是具有幅员辽阔的大陆这一优势的国家：美国和苏联。此后形成了双寡头地缘政治垄断的冷战秩序，这一框架到今天仍然被我们的整个思想理论界延续着，很难突破。
亚洲是一个原住民大陆。西方在推进殖民化的时，在亚洲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经济体，亚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宾一家，被殖民了400年。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个朝鲜半岛是百分之百的单一民族。中国、印度、南亚次大陆都是原著民。美国、澳大利亚的原著民人口不到5%，才能建立起所谓的现代制度。各位年轻的朋友，我们这代人做梦，好不容易算到了梦醒时分，你们不要沿着我们的梦魇之路走下去了。摸着石头过河，摸到现在，如何应对全球化与金融化？少数精英朋友们已经兜里装着绿卡，把老婆孩子全送出去，他们是裸商、裸官、裸教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送出去的，留下来的人怎么办？
因此，在这百年的激进化过程中，有些不那么激进的人试图走一条另类的路——伴生着中国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的百年乡建。
清末洋务运动失败，民国民营经济失败，最后才转向四大家族。过量的工业化代价、城市化代价转移到乡土社会，破坏了乡土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无法再担任保护型经纪作用，从而导致劣绅化，因此才有诸多从乡村自治思路出发的乡建乡运动。民国年间的乡村建设有600多个团体，1000多个实验区，这是一个颇具规模的数字。
民国早期有一批政府官员认识到必须救民于水火，于是他们辞官回乡做乡建。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第一个是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孙发绪，到定县发现了翟城村这个样板，在整个定县推广。在民国第三个年头，定县就成了村治模范县。在1904年，翟城村已经是一个2000人的村，如今是5000人的大村。2000人在西方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的规模，所以他实现的是一定范围内的在地化自治。
孙中山的秘书姓黄展云是国民党的福建省委书记，辞官不做，到福建长乐的营前村，兼并了周围两个村，将所有收益用于本地，做乡村自治。冯玉祥的副官也在河南信阳实现了村一级的自治，在这个三不管地区可算成功，但因为他得罪了当地兵府一家的势力，最后被暗杀了。
张謇早年的南通试验区，可称之为“县治的成功”；同理，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可称为“镇治的成功”，它是一个完全在地化的过程，把所有地区形成的所谓产业收益全都用于当地的社会福利建设、教育建设、基本建设等等；而梁漱溟在邹平的实验则是村治的成功，这是一个县-镇-村三级的治理实验。
黄展云在长乐所做的商业街，与我们今天的也很相似，只是他的收益留在当地，没有被资本所占有。今天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搞办公大厅，多功能集成到一块，这个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他当年搞乡镇府合署办公，所有部门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别让老百姓跑那么多衙门。
沟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释民国年间的乡建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设，他说这虽然在中国是否存在阶级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毛和梁有对立。但在建立新中国的局面下，这两条道路却显现出由于两根稻草被捻成一根绳子般的协调。梁漱溟后来和毛泽东在合作社组织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贡献上，跟毛发生了冲突，但之前，在延安土改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对于建国如何维持一个不同于西方阶级社会的社会存在，梁漱溟曾经和毛泽东在延安有过彻夜长谈。
当年的乡建背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留下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无法对外剥夺，只能对乡村进行剥夺，工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摧毁了乡土社会。另外一是大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出现了白银外流，导致白银危机，民国政府不得不放弃银本位，改行法币制，使得经济从通货紧缩到了通货膨胀。加之1937年中日战争，导致中国把有限的贵金属全部跟美国换得军事援助，中国的通货膨胀持续到金圆券改革再次失败，整个中国金融垮台，政府意义上的现代化在1948年彻底失败。军队没有军饷，摧枯拉朽一般，被游击队方式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政权之后都面临的是经济危机，导致革命产生的政权往往短命。中国怎么解决的呢？农民战争中的农民要的是什么？分地。于是88%的农民人口回家种地了，有吃有喝；新政权只管10%—12%的城里人就够了。小车挑担，就能把农产品剩余拿来养活那城市人口，9个人养活一个人有什么不能养的呢？恰恰不是现代化救的中国，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回归小农经济，救了1949年深陷危机的中国。
中国工业化进入新一轮工业化是1950年开始的，为了方便的从农村占有剩余，推进了农村的组织化。后来直到工业化完成，才对农村实现去组织化。50年代的改革是高度集体化的高度组织化，目的在于服务于国家工业资本，方便从农村提取剩余，成为了唯一依靠内部原始积累完成工业化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完成了工业化最难过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中国形成了工业化大生产，进入了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外资导致严重外债，不还就导致国际关系破裂，还就陷入深重的经济危机。中国我们每次经济危机也都是向乡村转嫁，导致了三次上山下乡，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了4000多万不能就业的劳动力。到1980年以后，这些人得回来，城市又遭遇危机，待业青年总数也是4000万，接着又是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庞大的农村承载了危机代价，它是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而城市是一个资本池，资本池的代价不由资本自己承担。这是中国成功的秘密之一。
1980年邓小平恢复了农户经济之后，农发组的故事其实就在讲是当年如何做组织创新的。到今天，中国又面临着分散农民再组织化、再制度化的问题。1950年代资本的力量尚不够强大，而今天以民间为主的乡村建设，不仅面对着国内三大资本崛起，和资本过剩向乡土社会转嫁成本的历史过程，也面对着中国不得不加入全球化，在全球化条件下，全球过剩资本又向实体经济转嫁代价的过程。
只要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代价之下，它的成本会不断的向你转嫁，你的实体经济和资源经济就很难维持，除非你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间能够良性互动的善治。正如梁漱溟所说，他毁远远不如自毁。我们越多地接受成本转嫁，就越多自毁。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未必都是成功的，但千万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败寇当做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今日强调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土社会，是有这些早期努力作为基础的。
我们的知识生产、我们的教育是否还能符合现实的需求？这种教育已经被当年的陶行知先生批评过了，他说——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诲，今天不知道还适不适用，但我们还是记得的好。
本文摘自温铁军《告别百年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