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四大贡献

当谈到农业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时，我们都会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其实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不是这四大发明。由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而提出的。如果从生态文明发展视角，全面评价古代农业文明与中国文明，我们则会发现，这四大发明相对于古代农业文明的其它贡献而言，属于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如果说工业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集中在科学技术与物质层面，那么古代农业文明为人类贡献的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的四大贡献可概括为：生态化的农耕方式；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及感悟生命的宗教文化。

第一，在天人统一观指导下，形成的顺天时、借地力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对目前从化学农业走向生态农业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工业革命以来，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在工业生产领域创造了怎样的效率与奇迹，但是在农业生产领域，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且正在盛行的化学农业，还导致了食品风险与粮食生产力的衰退。为什么工业化技术在工业生产领域获得巨大成果，而在农业生产领域却遭遇失败，其根原就在于，农业生产属于生物圈时空中的生产活动，在生物圈中的农业生产方式，属于依靠天时地力的生产活动。在农耕生产方式中，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天地与人的关系，无论使用这样的表现人力的先进工具，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无论是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机械化农业，还是以化肥替代有机肥的化学农业，直到目前违背植物伦理的转基因技术，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天地构成自然力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拯救当代的农业危机，必须从古代农业生产中汲取经验与智慧。在几千农耕生产中，围绕如何顺应天时与利用地力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天时、养地力的生态农业技术的智慧与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对于医治与拯救现代农业危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走向两极时空的生态文明，需要一种系统整合的认知模式，而农业文明时代的认识模式就是系统宏观认识模式。创造现代庞大的物质系统的工业化科学技术，起始于原子式微观认识模式。起始于西欧的大机器革命，所需要的能量不是来自太阳世界，而是来自原子世界。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质与能关系原理，物质被分解的层次越深，越深入到微观、渺观世界，其蕴藏能量越大。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沿着对物质解构、深入的路子走下去，就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方向。微观分析与解构对于化合物是有效的，但对于生命世界而言却是灾难性的。生命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运行的世界。对生命，解构意味着死亡。目前来自原子世界释放出的能量，正在不断地变成解构与破坏生命世界的毒素。

    当代人类遇到的资源与环境困境，在根源上来自工业化时代认识模式。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认识模式，囿于现有认识模式的任何技术创新都无济于事。应对危机，当代人类需要一种认识模式的革命。如果说15世纪走向工业文明的西欧，曾经从古希腊文化复兴中汲取了智慧与营养，那么，走向生态文明的当代人类也同样需要从古代东方系统宏观的认识模式中汲取智慧与营养。时代需要东方文化的复兴。 

第三，古代人类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创造的丰富多彩、修身养性的精神生活，是对当代物质化中毒生活的一付解药。当代人类生活在一个被人造化合物包裹在里面的城市化世界中。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人类被人造化合物包裹的越严、越厚；离自然越远时，当代人类的感觉就越文明。目前我们都在惊呼我们的自然环境受到了污染与破坏，其实另一个可怕的污染与危机被我们忽略了——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精神家园同样正在遭受被工业化文化的毒素侵蚀。

医治当代人类精神危机的解药，在目前这个精神转化为物质化、物质吞噬精神的世界中无法找到。当我们沿着生态文明打开的时空通道进入到古代农业文明的时空时，却发现我们的先民过着另一种生活。在古老文明的时空中，我们先民在赞美自然的歌声中春播，在吟诗虫鸣中度夏，在感恩祈祷中秋收，在静思养性中过冬。农业生产所提供的食物也许只能果腹，但他们仍然感到满足与快乐。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精神愉悦远超过收获的本身。即使在颗粒不收的灾年，他们也从未抱怨与诅咒自然，而是不断地反省自身。正是在这样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中，古代先民创造了一个超出现代文明人能够想象出的丰富多彩文化生活。古人在对原生态自然与生命感悟中形成的艺术、审美、养生与宗教等，具有现代文化艺术所没有的怡情养生、益智增慧功能。如果以现代物质标准来衡量古代文明，古代农夫的生活只能是愚昧与落后。作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区的中国，在几千的农耕文明发展中，并没有形成围绕工具的稳定而系统的科学技术创新制度，能够可数的科学家甚少。但是可以盘点的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宗教大师、诗人却是成千上万。如果单从工业化物质财富观看，古代农业文明是相形见拙。但是如果从古代文明创造的庞大的精神财富看，现代工业文明毫无疑问地相形见拙。

第四，重新认识与评价古代宗教文化的新价值。我们需要关注古代农业文明对人类另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古人对生命秘密的感悟与探索所能达到极点的宗教文化。宗教作为古代人类对生命认识的巅峰，也是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巅峰，更是现代人类很难企及的高峰。如果我们不以现代的偏见与傲慢来看待古代宗教，而是从更广阔的时空、以更平常、更包容之心来看待古代宗教的话，可以说古代宗教是古代人类对生命系统认识的高科技。古代宗教在对人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回答中，也以古人类的智慧回答了宇宙从何来，向何去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的科学也越来越证明，中国道家与佛家所认识的世界与现代科学家认识世界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果说现代工业依靠物力外推把人类文明的足迹送到了月球，那么古人则通过心力内求把人类文明足迹拓展到了另一个无限广阔的宇宙。在生态文明时代，当代人类面临着另一个革命性突破，这就是将古老的信仰与现代科技的结合。

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各自不同时空，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也在各自单一时空中也走向了极限。当代人类的使命，就是必须突破单级时空认识误区与局限，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中汲取营养，在两元时空中探索拯救人类新路径。

2、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

在工业化目标导控下，在政府主导的雄心勃勃、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中，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走向终结的剧烈阵痛中。不论是按照工业化的目标和现有工业化、城市理论的支持，还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定的参照系，当今社会主流认识都把它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从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来看这个所谓的历史必然，如果我们不是以西方式城市化模式为目标参照系、而是以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为根基来看这个历史趋势，则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与观点：以让农村消亡的中国城市化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历史的走偏。我们正在终结的不是一个被定义为落后、愚昧的农村，而是正在斩断着中华五千年文明之根。在此不得不以这样的口气呼吁：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

目前在中国有三种力量正在支持与推动着让农村消亡的城市化。

一是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的死刑，使其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让中国乡村作为一种文明走向终结的逻辑，其实很简单，这就是来自中国所追求的实现工业化的目标逻辑。由于中国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载体又是农村，而工业文明与工业经济的载体是城市，由此成为当今主流观点所认定逻辑，既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必然成为农村与农民消亡过程。

尽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举措，农村与农民也一直是中国政府和媒体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误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改变了对乡村文明死刑判决。其实，目前所做的只是要最大限度地减轻中国乡村文明走向终结过程中的痛苦而已。许多地方按照城市化模式进行的对中国传统农村的改造，只不过是让中国乡村文明就地终结而已。如果让中国的农村能够就地城市化，对于农民是一种痛苦度最低、梦寐以求城市化，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作为新农村试点式的城市化，是一种投入成本巨大的城市化，不可能普及到所有的农村。

总之，让中国乡村文明走向终结，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越来越强化的主流观点。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城市化政策中、在已经纳入各级地方政府的城市化规划中，几乎都是按照如何让中国农村快速消亡而进行的。

二是在经济发展上，通过偷梁换柱、釜底抽薪，致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根基。使中国乡村失去存在理由，一个最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就是市场经济不喜欢乡村。围绕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会轻易地找出许多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就是城市替代农村、工业化经济替代农业经济的过程。但是，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中国改革30年的事实出发，市场经济与乡村的关系，并不是理论所认定的那样。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路，不是从城市开始，而恰恰是从中国乡村开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承包制改革为起点，成长起来的中国乡镇企业，不仅是中国最早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发展起来的经济体，而且也成为催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酵母。正是由于承包制提供了不受传统计划经济控制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才使中国东南沿海的乡村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早的发育地。所谓市场经济不喜欢乡村，是从进入21世纪以来，在实施第十个五年规划中，启动城市化发展战略开始的。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不喜欢的不仅仅是边缘化的乡村，同时也包括了中小城市。因为进入21世纪以来，在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战略，是一个大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随着大城市群的崛起，走向衰退的不仅仅是农村，还有与中小城镇联系在一起的县域经济。

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不喜欢乡村的拐点是从城市化战略启动开始的。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使乡村远离市场的力量，并不完全是市场本身的力量，其中包含了主流理论诱导与政府干预的力量。尽管在中央出台的关于中国城市化有关文件中，一直主张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是在现实中，在各级地方的规划与所支配的资源配置中，实际是按照现代化=工业化+大城市化的模式进行着。在这样一种战略和理论定位下，未来中国农村的唯一功能，就是留下5%的农业人口满足90%人的粮食供给。尽管市场也喜欢农村，但是因为有一种比市场力量还大的力量已经不喜欢农村，由此决定了农村必然在市场经济中走向消亡的结局。

正是在这样一种战略定位导控下，就有了一系列让支持乡村经济发展的资源开始撤走的举措。首先，给乡村经济输血的农村金融开始从乡村收缩。然后是原先在乡镇的企业总部向城市转移，分布在乡村的企业向县城园区集中。随着产业从乡村向大城市的转移，大量的农民工由原来的离土不离乡的打工者，变成离土离乡的候鸟打工者。再次就是让分布乡村的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凡是能流动的要素在政府干预作用下（不排除市场力量也很大，但政府干预力更大），能撤走的全部撤走之后，在乡村留下了守候的老人和儿童，以及他们的住房和土地。于是就有了新政策的出台——土地流转，就有了地方政府推动的让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来换取市民身份，以及强制性地拆村、移民进城的新举措。由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辈子的农民，还留恋着他的土地，于是另一个新举措也在进行中，这就是让资本进村，通过农业现代化切断农民的恋想。如果这些对策都能持续实施下去，让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就可以发挥釜底抽薪作用。

三是在文化传承上，改变乡村文化传承模式，形成反乡村文化，让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断根。无论中央推动的新农村建设的力度有多大，也无法抵消另一个弥漫全国的力量，这就是乡村就是愚昧、落后、封闭的代名词。如果说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以来，中国乡村就已经被学者和精英开始这样定义了，但那仍然是文人或城市人的事，尚未触动乡村文化最核心的东西。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在全国进行撤点并校的改革。有关撤点并校的利弊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撤点并校对乡村教育，最致命的还不是目前讨论的教学质量、寄宿造成的农民负担等问题。撤点并校这一做法最致命的作用是正在从根上改变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模式。撤点并校背后的潜台词，是乡村作为愚昧落后文化的载体，不利于后一代的成长。应当从娃娃开始切断他们与乡村文化的哺乳关系。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第一个老师是他的母亲，另一个老师是他们耳闻目濡的乡村生活。让学校离村进城，从小学就开始寄宿离开母亲的教育，很轻易地改变与切断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然后再加上以弘扬城市文明与工业文明为内容的教学内容，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的让后一代成为城市的文明人。目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大学毕业学生想回到乡村，但许多县区为了提高城市化率硬性规定，回乡大学生的户口只能落在县城，不能回村。

这样一个从战略到对策、理论到行动、从经济到教育、从资本到政府全面启动的系统工程，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乡村文明尽快地消亡，让中国农民尽快过上生活更美好的城市生活。这个方向是对是错，值得我们反思。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3月24日）

3、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的失灵与危机

2008年世界经济遭受的是双重危机，除了被世界主流媒体关注与宣传的金融危机外，还有未被世界主流媒体与国际社会关注、甚至忽略的粮食危机。在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粮食危机，对世界经济与生活造成的危害与冲击，远比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从加勒比海到撒哈拉以南的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因饥饿发生冲突和骚乱。联合国报告指出，因粮食危机造成全球约有１０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边缘。正是由于粮食危机不是发生在发达国家，所以被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世界，不会把世界关注的视角聚焦在粮食危机上，而只能聚焦在金融危机上。对于这样一个道义失衡与不公平的世界，在去年11月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曾通过绝食24小时来表达发达国家对世界粮食危机漠视的愤慨。因金融危机而倒逼出的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标志着又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事实上，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也同样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失灵的危机。无论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在工业经济领域，引发怎样的环境污染与能源危机，但毕竟生产出的工业品，如汽车、飞机、电脑和电视机其技术含量越来越高，性能越来越好。可是，工业化的技术与工业化生产方式，推广到农业领域，却要糟糕的多，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导致了土壤、水与环境的污染，而且粮食产量不稳定，其品质与安全性也在下降。如果说工业化在工业领域所表现出的弊端主要是外部不经济，而工业化在农业领域则是内部与外部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其根源分析如下：

首先，工业化技术违背了物种演化具有的历史性、社会性的本质特征，导致工业化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失灵。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根本的不同，就是农业生产的对象和最终产品都是生命物，而工业生产的对象与最终产品都是非生命物。而近代以来运用到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是起源于工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或科技范式向农业领域的推广。由此可以发现，造成工业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失灵的根源，就是将解决非生命物的科技简单移植到生命物领域的结果。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在其基因中携带的物种信息，绝不是现代所谓的生物学所解读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生物分子结构或化学结构。而是携带着生物上亿年适应生态环境变迁、适应多样化物种之间的竞争与共生的种群关系、所进行的选择、试错、调试、优化的种种信息。可以说基因中携带的信息是物种演化的历史信息和种群关系的社会信息的综合。而目前通过基因来控制物种的科学技术，则是置物种所携带的历史与社会信息而不顾，把生命物当作一个非生物来对待，当作可以任人解构与组合的化合物来对待，并按照人类最理想的目标，在实验室中通过基因重组造出新物种。所以，所谓的现代生物技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按照生命规律研究生命的科学，而是以解决非生命物的工业科技范式来解决生命物问题的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生物学，还没有诞生。无论现代的基因技术有多先进，如果不能有效解读基因所包含的物质演化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的信息，我们就没有足够理由相信它的科学性和对生命世界带来的安全性。

目前转基因对当代世界种植业的影响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深陷在一系列灾难之中。中国1996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问题不断涌现。中国农业部发布的消息，2009年中国棉花的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减幅均超过10%。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阿根廷引进转基因大豆后，曾被既得利益者吹捧为“第二次绿色革命”。不到十年之后的结果是，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统计显示，在传统农业的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其次，违背生命物的成长规律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方式，是造成现代农业危机的另一根源。

建立在分工化、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引发工业革命、导致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生产方式，就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工具创新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然而，同样的生产方式在农业生产领域不仅在提高生产率上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还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造成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其根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农植物生产的过程，是一个依靠天时地力为主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可能像工业生产那样，可以通过工具创新不断实现生产率倍增。在人类没有能力改变天时地力的前提下，无论工具如何创新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都是有限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向，不是把精力放在农业工具的创新上，而是放在了如何通过人类的智慧对天时地利的运行规律的认识上，如何顺应天时与巧借地力上。这也正是古代的自然观，是天人统一观的原因所在。

其次，生命物成长过程，虽然包含物理与化学的过程，但决不等于这个过程，而是一个基于细胞组织的演化过程。非生命物，只有在解构到原子层，才能激活其所携带的能量与信息。而生命物恰恰相反，生物大分子只有合成到细胞的层次，才能形成生命演化。而高级智能动物的生命必需依靠多样化的生物链才能生存。而导入农业的高度专业化、标准化市场化的生产方式，恰恰是让生命沿着从多样化向单一化方向发展；从生命养育生命的多元化的食物链、生态链体系，向杀死被人类认为无用的生命，留下有用生命的体系转变；从应天时、汲地力的天人统一的生物生存方式，向在人与自然对立下，把生命物纳入工厂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转变。总之，所谓现代的农业现代化生产方式，是一个违背生命成长规律，扼杀生命、解构生命的生产方式。

由此就不难解答，为什么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创造出多样化为人类使用的工业品同时，这一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却导致了多样化物种的丧失、导致了生命生存环境的恶化。为了适应农业机械化、规模化的要求，农业生产也像工业生产那样实行粮食植物专业化。这样作的结果，在短期内确实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时间一长，同一块土地长期单一植物的结果必然导致了土地肥力衰减、抗病虫害能力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又按照工业科技的思路发明了化肥与农药、除草剂等各种各样的化学品。最终土地变成“工厂”，而不再是食物生产地。我们为这种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付出的代价是，物种多元化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土地肥力衰减，植物抗药性增加，地下水的污染、食物中毒，水资源匮乏等问题层出不穷。

如何走出农业工业化的陷阱，探索农业生态化发展之路，比我们目前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更重要。因为金融危机修复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农业危机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生存基础。然而，当代世界文明回归到其做最应该做的事的轨道上来，要艰巨的多。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9月15日）

3、农业生产过度追求规模化、资本化的陷阱与反思

目前国内学者与地方官员，在谈到中国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时，无不以非常坚定的口气说，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就是规模化、产业化或资本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一系列与我们的预期相悖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所认定的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思路。在其他国家已经陷入农业工业化陷阱的背景下，我们需要以此为镜，重新探索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以免重蹈覆辙。

第一，正确认识农业的规模化，谨防陷入过度规模化带来农民失业、乡村社区消亡、多样化遭到破坏的陷阱。

按照工业经济学的原理，农业生产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实现规模化生产，因为只有规模化生产，才能有效地使用机器，只有集约化经营才能降低管理费用，使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成为可能。无论是理论上分析，还是农业发展的实践都证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都未能像在工业产品生产中那样实现生产率的提高。

在此，我们需要澄清一个基本概念，农业规模化确实可以提高人均的产出效率，但不等于能提高土地亩产的效率。无论农业机械化程度有多高，决定农业粮食产出决定性因素的土地总量，不会因规模化或机械化而增加。在土地数量没有增加的前提下，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经营，提高的是人均生产率，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粮食的产出率。工业生产领域的规模化、机器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人均效率和工业品总量的增加，是因为工业产品所依赖的原材料供给可以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而制约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不会随着工具的进步而增加。农业的规模化与机械化，产生最大效应的是原先由五个人干的活变成一个人干而已。作为农业产出的粮食总量不会发生实质性增长。如果按照工业经济的原理，期望通过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实现农业产出率的提高，这显然是一个理论上的误区。

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的最大贡献，是劳动力的解放。但是对于农业规模化带来的这个效应，我们要慎重对待。如果对这个结果的过度追求，我们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农业规模化陷阱的所在。

一是过度规模化会导致多样化农业体系崩溃，甚至造成农业产出量的降低。规模生产在短期内，也许可以提高单一植物的亩产量。但是追求规模化的单一种植，长期下去，会导致土地肥力衰减，农作物多样化遭到破坏，最后会陷入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种子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传统家庭式农业或现代的小规模农业，具有通过多样化种植与养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与气候的优势。大量数据统计与事实证明，小规模农业的综合产出率高于规模化农业。美国农业部最新的农业普查：较小的农场每英亩生产食物比较多，不论以吨、卡路里、美元计算都是如此。

二是农业生产的过度规模化，会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农村社区经济的萎缩，甚至消亡。在土地供给量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农业生产规模化速度快于工业化速度，则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这也是目前拉美工业化陷阱的主要原因所在。在巴西和阿根廷，由于不顾实际，在短时间内快速实现土地经营大规模集中，导致大量农民失业和小农场主破产。这些无业游民涌入无法充分就业的城市，造成难民围城的城市化。农业生产过度规模化，会使本来可以繁荣与发展的农村社区和乡村经济陷入萎缩，甚至消亡。如果在一块一万公顷的土地上，遍布着上千个家庭式农业和几百家小农场主，那么他们的收入与消费，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地方化市场交易中心、与满足这种消费的社区服务业产业链与社区文化。社区服务业经济发展又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如果这片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所有的收入集中在几个大农场主中，则会形成另一种结果：第一，他们的消费不会在本地社区进行，而是会进入大城市的富人消费圈。第二，相对于他们的有限消费，会形成大量剩余资本。为了满足资本逐利的需要，就会变成投资，如继续兼并农场，兼并的结果，会陷入农民大量失业、社区经济不断瓦解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二，正确对待农业产业化与资本化、谨防陷入产业化背后资本垄断的陷阱。关于农业现代化的第二个神话，就是认为农业的产业化与资本化，使农业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出路。农业产业化的出路，就是要拉长农产品加工的链条，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从一般经济学原理上看，这个理论是可以成立。因为拉长农产品的产业链，使农业生产脱离了土地不能有效吸收现代技术和资本投入的局限性后，就可以把粮食像用矿产原料炼钢一样来使用，就可以使农业像工业那样可以吸收大资本进入的产业。这无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成立的，但是如果中国各级政府和学者坚信这种附加值的增加，可以成为提高农民致富的收入来源，对此我表示怀疑。因为如果农产品延伸的产业链可以延伸出利润的诱惑时，那么进入这个领域不只是农民，而是逐利的大资本。大资本一旦进入，就不会满足于具有附加值的产业链，他们会逐步渗透，最终完成对整个农业生产环节中所有增值环节的垄断。

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如果超市一条面包的价格是1美元，，那么农民只能拿到6美分，不到10%。菲律宾的农业现代化就是最好的例证。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菲律宾师从美国，开始了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了菲律宾农业生产，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而城市又无法容纳进城的农民，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是来自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在《粮食危机》一书中披露了跨国公司的资本如何以绿色革命为名，完成对阿根廷传统农业的解构与吞并。跨国资本进入阿根廷之后，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快速走向产业化与国际化。而阿根廷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阿根廷的奶牛农场减少了一半。国内需要的牛奶不得不以比国内高得多的价格从乌拉圭进口。传统的谷物、小扁豆、豌豆和绿豆田也几乎消失殆尽。更严重的是随着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伴随而来的是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

也许人们会说这是极端的事例。因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国的农业发展自主性。但是最近几年，在中国的农业领域发生的国际资本进入事件提醒我们，事实并非如此。高盛集团收购中国养猪场，控股了河南双汇这个中国最大的屠宰公司；可口可乐高价收购汇源果汁案虽然未果，但其收购用意显而易见。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技术贸易壁垒中心的调查指出:“目前我国最大的93家大豆压榨(炼油)厂中，60%都已经被外资控制”。外资企业蔬菜种子经营量已控制了我国蔬菜种子50%的市场。孟山都等国外公司已基本上掌握中国大豆主权，如今他们正在全力以赴“攻陷”中国粮食主权。

在国际资本控制下的世界粮食生产目标已经扭曲为，农业发展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减少饥饿，而是利润的增长！在农业工业化陷入危机与困境的面前，需要我们反思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是，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不是目前所定位的工业化式的现代化，而是需要从工业化方向定位转移到农业生态化定位上来，从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转变到探索适合中国特色、适应生态文明的农业现代化上来。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3日）

4、乡村生态产业是中国乡村文明复兴的物质基础

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形成乡村消亡论的基本原因，就是乡村无法承载工业化经济。缺乏经济基础支撑的乡村自然会在工业化过程中走向终结。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走向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以此为理由断定中国乡村文明会走同样的路，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在现代信息技术、交通技术与新能源的支持下，已经根本改变了乡村不能发展产业的条件。近代以来兴起的工业化经济，之所以选择了城市这个载体，是因为在当时的通讯技术、交通条件和化石能源的约束下，只有城市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获得满足产业经济发展的物流、信息与能源的支持。但是自从信息技术革命以来，从根本上改变着乡村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格局。在高速网广泛覆盖全球的今天，乡村与城市在使用信息上的同步性，为乡村就地融入现代经济网提供了信息技术支持。欧洲的工业化是在铁路技术支撑下完成的；美国的工业化是在高速公路和飞机的支撑下完成的；而走向工业化的现代中国，除了使空间扁平化信息技术之外，则拥有已经形成的高速网、村村通的公路网、还有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网。站在历史高点的当代中国所拥有的综合交通网，已经将中国城乡在空间上连成一体，中国的许多乡村、特别是比邻城郊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封闭、保守的乡村，而是正在成为几乎和城市一样同步享受信息与物质消费、可以同城市一样承载产业发展的乡村。由于农村同城市相比，具有人均拥有可利用的新能源多、使用成本低的优势，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对中国农村走向生态经济更是如虎添翼。不可否认，虽然中国农村无法承受大规模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环保技术要求高的产业，但在现代交通与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许多农村完全能够承载适于劳动密集型、原材料加工产业的发展。

事实上，对于中国农村能否发展产业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与解读的现实。早在20世纪的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最早进入市场的工业化产业，并不是从城市开始的，而恰恰是从村镇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乡镇企业就已经打破了传统的农村无法发展工业的神话。中国的乡村和小城镇，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以来之所以被边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进入21世纪后启动了政府主导的大城市发展战略。由于社会资源过度在大城市集中，不仅使传统乡镇企业发展衰落，而且也使县城经济出现了边缘化。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乡村产业的发展更是难上加难。其次，进入21世纪以来，主导中国经济增长的是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由于这些产业在大城市发展更具有优势。所以这些产业与城市扩张形成的互动效应，凸显了大城市承载工业化优势的同时，随着社会资源向大城市集中，使整个社会对农村发展丧失了信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生态经济，以及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时代契机。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在中国消费升级推动下的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有五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

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对无公害粮食、有机食品需求迅速增加，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自从90年代以来中国有机农业每年都以30%的速度增长。目前市场上有机蔬菜的价格是一般价格的3至5倍，有机粮食是一般粮食价格的1到3倍。

二是乡村旅游业。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回归自然、体验田园生活的乡村旅游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浓郁的乡土文化、独特的民俗风情、多彩的民族特色和秀美的田园风光，使我国的乡村旅游充满无穷的魅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中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400亿元人民币。中国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成长点。在毗邻城市的许多乡村的旅游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

三是乡村手工业。出于低碳与文化品位需求，具有文化、低碳和人性味含量的手工业品，正在受到城市消费者的青睐。在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地复兴。在中国5000年乡村文明发展中形成的民间文化与民间手工业相结合的产业，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与地缘特色、附加值较高、劳动密集型的古老而新型的产业。目前乡村手工业已经成为许多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如全国四大杞柳产区之一的安徽阜南县柳编业带动杞柳种植10万亩，年创产值2.5亿元。产品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出口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该县有20余万人从事柳编加工。2008年我曾对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化隆回族自治县的拉面经济进行调研，发现化隆县作为一个以回族为主的国家级贫困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化隆县农民带着家乡特有的拉面手艺，开始在厦门、上海等地开清真牛肉拉面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拉面经济已经成为化隆县富民的主导产业。截止2008年底常年在外从事拉面经济的达到9316户，从业人员6.6万人。收入达到3.4亿元。拉面收入占到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的51.53%。

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多样化农业发展的国家。依托各地特色的农副产品形成的生产、加工产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从2003年开始中国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产品加工出现快速上升的势头。农产品加工业已经成为农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我国60％左右的农村人口仍然靠传统的秸杆和薪材等解决能源问题。全国农村每年直接消耗的各种能源相当于5.6亿吨标准煤，占全国总能耗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发展新能源已成为改变农村能源使用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以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上述具有成长性的中国乡村新兴产业发展，将会为农民就地就业和产业提供巨大空间。乡村生态产业将会成为支持古老乡村文明的复兴的经济基础。但是正在兴起的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遇到最大的障碍，是缺乏大环境的支持。在单级城市化思路指导下，各类政策都在支持做大做强的大环境中，使那些本来能够发展产业的乡村无法发展。如何把支持中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纳入到“十二五”经济转型、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框架中，是亟待我们研究的新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5月6日）

5、新能源革命使中国乡村走向生态文明获得新机遇

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它同时受到了两股浪潮的冲击：一股是来自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在这股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的乡村文明面临着走向解构、衰微的命运；另一股浪潮是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文明将获得了走向复兴的新机遇，尤其是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走向衰微的命运。

首先，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的边缘化地位。工业经济时代之所以是城市化发展与传统乡村走向终结的时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支撑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源特性与开发使用模式决定的。由于支撑工业经济的化石能源属于非均衡化分布，有的地方有地下能源，有的地方则没有。由此决定了传统能源属于能源生产与消费分离、通过远距离输送来解决的模式。由于受能源长途输送成本的约束，决定了越是在人口集中与产业集中的城市，越有利于传统能源的有效使用。据电力部门测算，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农村用电成本要高出城市用电成本的20%、同样一度电，城市的价格为0.61元，而农村却要0.72元。传统能源的这种利用模式，使分散居住的农村处在分享工业化好处的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地位。在1769年瓦特尚未发明蒸汽机之前的英国，由于支撑英国毛纺织业的动力是手工和水车。而满足毛纺织业的劳动力和水资源分布在农村，所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纺织业发展不是集中在城市，而是分布在广大的乡村。18世纪英国的小说家丹尼尔·福迪在《大不列颠各地漫游记》中就这样描述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的情景：太阳出来，光芒开始发亮时，我们几乎看到每一个农户的门前都有一个亮布架（染色后布），每个架上都有一块普通的呢绒，或者一块粗哔叽，或则者一块夏龙绒。大多数纺织者都住在村庄里，这村庄广布在一块长约20到30英里，宽约12到15英里的地带。英国纺织业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是从蒸汽机革命开始的。蒸汽机革命对传统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仅仅是机器对马力和传统人力的替代，更深层的变革，是改变了支撑经济增长的能源，这就是从传统的水利资源、人力和马力资源变成了以煤为主的化石能源。而这一新能源的利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命运。从此城市作为能有效利用化石能源的优势，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载体。

目前正在兴起的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能源给定的中国乡村文明的命运。由于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水能等能源，与传统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种分布相对均衡的能源。人能够生活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而且新能源具有不需要远距离输送就可以直接利用的特性，使得分散居住的乡村获得了使用新能源的新优势。

目前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已不仅仅理论上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国和太阳能热水器消费(和太阳能热水器市场预测分析？)市场，该产业也成为我国唯一在生产能力和利用规模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可再生能源产业。2009年我国太阳能热水器年产量突破4000万平方米，保有量达到1.45亿平方米，已成为太阳能热水器的世界超级大国。据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统计，目前中国城市家庭中，拥有太阳能热水器的只有7.6%，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除此之外，另一项新能源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也走在世界前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沼气，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全国沼气用户已有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适宜农户的33%。沼气能源在我国农村分布广泛，潜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获得制取沼气的原料，因而沼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建1口10立方沼气池，年产沼气600立方，能满足5口之家一年四季的燃柴和照明。农村沼气作为一种绿色能源，不仅解决了农村人的生活能源问题，而且为发展猪沼、果或猪、沼、稻等循经济提供了条件。沼气开发不仅可以就地取材，且利用沼气发电的成本也很低。据调查对比，小型沼气电站每千瓦投资只要400元左右，仅为小型水电站的1/2－1/3，比风力、潮汐和太阳能发电低得多。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能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在传统能源下被边缘化的对象，摇身一变即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消费的新生力量。

其次，目前新能源在农村生活领域的使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经济在农村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据中国石油大学新能源研究中心周红军教授研究，我国农村每年可用于生产生物燃气的资源约折合2.5亿吨标准煤，能转化当量沼气约1990亿立方米，折合天然气1200亿立方米，相当于我国2008年天然气消费量807亿立方米的1.5倍，按照2007年的能源消费总量计算，生物燃气发展将使中国气体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8%左右。除此之外，随着生物能源技术的进步，生物燃料的原料来源正在从以谷物和糖类作物向树木、杂草等纤维品以及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废弃物被用作替代能源产品的生产原料转变。总之，按照目前农村新能源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农村不仅会成为优先于城市使用新能源的地区，而且还会成为向城市输出新能源的地区。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面对新能源在中国农村展现出的广阔发展前景，需要重新思考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命运与前途。按照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如果占中国人口60%的中国农民，能够在新能源支撑下首先进入低碳生活方式，这对于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如何走向生态文明，将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拥有发展新能源的技术优势，但西方发达国家属于高度成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已经形成对传统能源使用的依赖，使得他们在导入新能源上遇到很大的进入障碍和退出成本。而中国农村不仅没有形成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而且还能以比传统能源更低的成本使用新能源。这种低成本优势不仅使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新能源市场，而且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的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还为生态文明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

新能源在中国农村显示出的巨大发展潜力，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发展农村新能源作为中国发展新能源战略的突破口来对待。鉴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主导地位的基本国情；鉴于从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同样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径。在应对新能源革命建设生态文明的今天，在中国农村显示出低成本使用新能源拥有独厚优势与广阔前景， 使我们再次面临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选择。在“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先发展中国农村的新能源，以农村新能源发展为突破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能源发展之路是时代给予我们的历史机遇。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4月21日）

7、生态财富观与中国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新认识

蔓延五千年之久中国乡村文明，在工业化、城市化与正在兴起的生态文明、生态经济代表两个不同时代浪潮的冲击下，面临着复兴与解构、传承与断裂的考验。按照工业文明的价值观、财富观来考量传统的乡村生活，这是一种与工业经济时代财富增值相对立的生活方式。但是当我们从生态文明的财富观来看乡村生活时，则发现这恰恰是一种贴近生态文明的另一种幸福生活模式。

主导工业经济的财富观，是一种货币化的财富观。由于货币化的财富必须来自交换，由此决定生活在工业经济时代人，必须通过交换获得货币财富，同时又通过市场将货币财富转化为满足消费产品。你获得的货币财富越多，你的消费就越多，而你的消费又变成另一个人获得财富的机会。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富就是在这样一种生产与消费的互动中实现着财富增值。而能最够满足工业经济财富增值生活方式，就是现代城市化生活方式，因为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所有消费都是购买的基础上的消费，所以这一种是对GDP增长、对资本增值有贡献的消费。这种消费理所当然地受到政府和资本的鼓励。由此也形成了城市特有的文化，不仅仅是激励财富生产的文化，还有刺激消费竞争的文化。但是基于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方式，则不不具备满足GDP增长和资本增长的功能。所以，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和财富观看，不仅自给自足农业经济需要淘汰，而且这种与工业财富增值关联度很低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落后的生活方式。

如果现代人类没有遇到能源和环境的危机，被现代主流认定的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立论是正确的。但是在能源和危机催发下生态文明的财富观看，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并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相反乡村生活也不是那么毫无价值。首先，基于满足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满足无穷贪欲的所有消费都依赖货币购买的城市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其次，我们也发现构成人类幸福生活要素的许多东西，既不能完全通过货币购买到，也无法在工业化生产出来。如我们需要的真情、精神、健康、清洁空气、安全而生态化食物等。与此相对应，当我们把视角转向乡村生活方式时，则发现当地中国乡村生活方式为我们医治工业文明病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幸福生活模式。

首先，基于自给自足的低能耗、低成本的消费恰恰是符合生态文明价值的文明的生活。什么是文明的生活，按照生态文明的标准，超出需求的高消费、高能耗的生活是一种不文明、不道德的生活。按照工业文明的生活标准，乡村特有的自给自足的食品消费、许多自我服务生活消费，虽然没有创造出能够GDP的交换价值，但为自己提供了新鲜、环保、安全、还不受物价因素影响的日常食品。这种自足的食品消费方式，按照传统工业化模式看，是一种落后的方式。但是鉴于食品生产过度工业化导致的食品安全下降、传统乡村瓦解、土壤和空气污染等弊端，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回归自给自足式的田园运动。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出现“社区支持农业’(CSA)”的新农产品经营模式。这个全新的农产品模式，用中国语言讲，就是都市中新农夫运动。目前在全美从事CSA业务的农场约1.25万个，占农场总数的0.5%。新农夫运动在北京上海等也已经出现。这个新发展趋势告诉我们，当我们希望通过农业工业化、城市化来改造的那些东西中，恰恰是现代生态文明发展需要的东西。

其次，贴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使农民拥有了城市很能获得的有利身心健康、怡情养心的生态财富。不可否认，城市市民享有农民很难享有的医疗、教育、商业、城市文化等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但是农民也享有城市市民很难享有、即使能够享有必须付出很高购买成本才能获得的另一种高福利生活，这就是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的生态环境福利。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多元化生命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态自然，虽然不能通过市场定价变成货币财富，尽管这种环境福利尚未计入农民的财富收入中，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农民心目中价值。特别是在农民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在大城市病凸显的当今中国，农民享有的这种免费的生态环境则更加珍贵。因为生态环境为现代消费生活，提供不仅仅一种怡情养性的功能，更是健康生活不能缺少的因素。

第三，乡村特有熟人文化环境，以及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乡土文化和浓厚人际文化，不仅是中国五千年文化活化石，而且也是医治工业文明病的最好解药。扎根于农耕或游牧生产方式和血缘关系的乡村文化，包含了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禁忌文化、也包含了调节人际和谐的乡规民俗文化、更包含了彰显村民智慧和情感的乡土艺术文化。可是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道家、儒家文化，在中国的乡村文化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以及目前在中国城市流行的文化艺术中，凡是打上中国特色牌，其中流动中国乡村文化和少数满足文化的因子。当一个城市里的国学的爱好者，在读老庄时，需要花费很大气力来感悟什么是无为、什么知足者常乐、采菊东篱下的意境是什么是，其实你只有你放下那可躁动的心，在一个尚未被现代文化污染乡村中呆上几天，就可以轻易地获得读书无法得到深度感悟。因为乡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从这个意义上，当低碳经济遭遇物质主义左右下高消费、GDP主义盛行无法遏制时，当环境保护遭遇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强大冲击时，当人类精神信仰遭遇功名利禄、自我自利、及时享受现代价值观深度腐蚀时，我们是否想到医治现代文明的病的这种解药，就在正被我们遗弃的蔓延五千年之久的乡村文化之中。

第四，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中国乡村生活遭受着工业化浪潮灭顶之灾冲击同时，在生态文明的浪潮中也正在寻找着立足新时代的新定位和新坐标。我们如此评价乡村的幸福生活模式价值，绝不等于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认现代城市化生活的价值。在多元文明、文化与生活方式并存中实现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均衡发展，是生态文明和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按照生态文明观，我们既不是让中国古老乡村文明就地定格封存，也不是让城市文明独霸天下。而是探索一种满足人类需求多元化的多元文明并存的新模式。古乡村生活方式既有现代城市生活不可替代的价值，如远离喧嚣、贴近自然的诗意环境，熟人社会、人情浓厚的淳朴民风、封闭社会、历史沉淀而形成的丰富而神秘民俗文化，低碳消费与高环境福利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是大都市生活方式中所短缺的。也许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但人到老年却希望告老还乡、落叶归根；虽然城市是创业、冒险者的天堂，但乡村也许是他衣锦还乡的归属。多样化的物质消费、充满不确定的创新环境是城市的魅力所在，但乡村具有简单、质朴、宁静的也同样有吸引力。

就像生态自然的平衡需要多样化植物与动物一样，健康而持续人类文明同样需要多样化的文化社会环境和多样化消费生活模式。

（《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6月1日）

8、“粮食战争”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

自从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虎视眈眈，正在布局插手中国的种子业。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今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在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进入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发展什么模式的问题。

首先，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究竟是一个可以像工业品那样可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还是走有限制性的市场经济之路的问题。因为围绕这个问题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战略思路。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低估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带来的风险。正是在这种一种思路的指导下，才使得阿根廷、巴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因对农业的国际化与资本化带来的好处过度相信，而陷入农业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正是在这样思路的作用下，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把发展农业经济像发展工业经济那样，纳入招商引资的模式来对待，希望通过农业快速的国际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正是这种做法才为跨国资本长驱直入中国农业领域提供了便利。

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性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的多。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

中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养育着占世界21.8%的人口。 人均耕地面积1．40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37%左右，加拿大的1/18，俄罗斯的1/10，美国的1/8，印度的1/2。中国土地资源稀缺性决定了中国农业对市场化、国际化承受能力更弱。中国不仅仅是把农业经济作为有限竞争的市场来对待，而且要根于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有限市场化、生态化、新能源支持的农业发展模式。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的模式。在美国农业中的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考虑。但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的国情，决不能简单模仿美国的模式。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约束和制约。如果美国农业的市场化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应是“笼养模式”。围绕中国特色鸟笼式市场化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万亩耕地红线，还要增加一条新的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要保证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所控制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现有的反垄断法，是针对一般工业领域而制定，显然这个反垄断条件不适于农业领域。

第二，通过培育内生发展力，探索中国特色的两元文明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承担其养育农民、传承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似乎中国农业与农村，处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以及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中国许多农村能够作为承载现代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载体而存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必须反思目前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需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目前存在一种认识的误区，把中国的农业看成只承担着中国粮食需求的功能，中国城市化才是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思路，就是要尽快地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完成农民的市民化与农业的现代化的双赢。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目标定位。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就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立足走培育内生增长力的内生之路，不是走资本替代农民的外部替代之路。

第三，通过传统农业与新能源、智能技术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生态农业、低碳农业、新能源、智能农业的发展之路。鉴于种子转基因化、化化学的工业化农业给现代世界农业发展带来风险与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定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与模式。在现代新能源、生物技术与智能化支撑下，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新定位要实现三个转型：一是从依靠现代工业技术的化学化农业，向挖掘东方智慧价值的传统农业复兴的生态化农业转型；从希望于转基因技术的农业革命，向基于新能源技术的新能源农业革命转变。这里的新能源农业，不是目前流行的生物资源燃料化农业，而是如何利用新能源技术解决植物对太阳能、地热能等最大吸收与利用新能源农业。三是从满足工业化需求单一种植业向满足生态化、多样化需要的多元化农业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11月15日）

9、中国传统农业是智慧、文化、生态一体的农业

今年8月份因去三江源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考察之缘，我有幸结识了一批研究中国生态自然的学者专家。经过交流彼此惊喜地发现，我们在探讨生态文明上具有高度契合性与互补性。特别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主办的《人与生物圈》杂志组织的专家研究团队，对侗乡稻鱼鸭的研究，对我启迪很大。从侗乡稻鱼鸭生态农业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可以申报联合国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石农业，我们还发现了完全超出现代工业化农业的另一个传统的农业模式。可以说，侗乡稻鱼鸭的生态农业是集智慧、文化、生态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缩影。

生活在中国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在海拔200米到1500米丘陵往云贵高原过度地带的280多万侗族同胞，以他们的智慧，在上千的农耕生活中，形成了一个农业收益与自然生态双重最优的“稻——鱼——鸭”共生生产系统。侗族的传统稻田，种植的水稻是以高杆糯稻为主，稻田中养着鱼，放着鸭，同时，螺、泥鳅、黄鳝等野生动物以及茭白、水芹菜、莲藕等野生植物也在此生息。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有一百多种。稻田中除了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的其他东西，村寨中人人都可以获取。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有一半以上可以作为食物，另一半可以作为饲料。仅以现代物质化的农业看，也许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依靠简陋工具与简单劳力维系的原始生产方式。其实这是现代工业化的误读。维护并形成这样一个几乎完美的人与动植物共生的系统，侗族投入的最大资源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工具与资本，而是人的智慧。

侗族乡民为了在一年四季中，使不同生长周期的稻鱼鸭能够实现最优的匹配，他们利用中国易经的生克原理。通过操作节律的调整，使这三种动植物之间在整体上把相克降到最低程度，使相生达到最高程度。为了使稻鱼鸭的食物链不至于中断，乡民收获食物不是一次性收获，而是根据食物链的需要，边生产，边储存，边消费。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收获，而且每季都是新鲜的食物。

侗族乡民为了处理好植物与病虫害相克的关系，不是通过施农药来解决，而是将稻田的害虫捕捉起来作为美味佳肴来享用。这样既控制了害虫，也不让害虫绝种。来年还可以吃。不能吃的害虫成为鸭的食物。在侗族地区鹭鸶是鱼类的天敌，但侗族不是通过捕杀鹭鸶来保护稻田的鱼，而是以智慧创造鹭鸶与鱼相安无事的生态关系来解决。为了防止鹭鸶捕食稻田的鱼，侗族乡民在稻田设置一定深度的水“鱼汪”和“汪道”。鱼只要看到鹭鸶就可以逃到“鱼汪”中，使鹭鸶捕鱼的绝技无用武之地。但侗族乡民没有剥夺鹭鸶的生存权，而是将鹭鸶的食物来源通过人与动物的协议，限定在天然河流的两岸。这样一种限定，既保证了鹭鸶与鱼和平共处，又不至于食物供给过度，导致鹭鸶泛滥。

侗族乡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创造了森林、村寨、溪流、池塘、稻田多元系统循环再生生态系统。侗族村寨坐落在依山伴塘之间。为了保护作为水源的山顶森林，侗族有很严格的保护森林的乡规民约。从山上流下来绕寨而过的溪水，成为村民家庭洗浴用水，然后流入村边鱼塘之后，成为鱼的食物来源。进入池塘的水经过存留既可以养鱼，还可以调节水量。从池塘进入稻田的水在高杆水稻作用下形成了稻田的高温效应。稻田的高温形成的水蒸气上升过程中与山顶森林冷气流相汇，使气态水变成了液体水，再次汇集成溪流进入村寨。在这个过程中水不断地被多次利用与净化后再次使用。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存智慧与艺术，简直令人惊叹！

在利用智慧善待自然与自己的过程中，自然给侗族乡民的回报也极其丰厚的。研究此项目的罗康隆教授经过计算，每亩侗乡稻田所生产的价值远远超过相同面积杂交水稻所能生产的价值。按照侗乡条件，种植推广的杂交水稻平均每亩可产800斤左右。而侗族的一亩糯稻田可以收80斤鱼，40只鸭，600斤糯稻。其收益是杂交水稻的2到3倍。而且侗族稻田的所有收获都是生态的、无污染的。如果把这个附加值再加上，那就更高了。

侗族乡民的劳作绝不是现代经济学定义的赤脚走在田埂上的简单劳动。而是侗族乡民在春夏秋冬不同季节，从事不同活计、面对不同动植物的智慧劳动过程，以智慧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他们的劳作不仅会收获物质上的稻鱼鸭，在文化与精神上还收获着侗族的三宝“鼓楼、大歌和花轿”。在用智慧、心灵与自然交流中形成的侗族大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耳朵和心灵去捕捉与欣赏，所以被国际专家喻为“天籁之音”。1986年贵州侗歌合唱团赴法国演出时引起轰动。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执行主席约瑟芬·玛尔格维茨听了侗族大歌后激动地说:“在亚洲的东方一个仅百余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能够创造和保存这样古老而纯正的、如此闪光的民间合唱艺术,这在世界上实为少见。” 

侗族的鼓楼是侗族村寨的标志性建筑。作为村寨乡民祭祀、年节集会、议事、赛歌、聊天的公共场所，既是侗族建筑艺术的集中表现，也是培育侗族乡民和谐集体意识的公共活动场所。而这种和谐的集体意识是维系侗族稻鱼鸭共生系统农耕方式不可分割的文化元素。

侗族所创造的稻鱼鸭共生系统，也反应在侗族男女青年充满浪漫情调的自由恋爱活动上。侗族青年充满诗意的浪漫恋爱与夏季夜间稻田放鸭有密切联系。在夏季稻田郁闭之后的农闲季节，也是稻田放鸭的旺季。由于鸭子具有夜间食性。野外的夜间放鸭就变成侗族青年男女在星光下、稻田边谈情说爱的美好季节。

总之，无论是天籁之音的侗族大歌，还是鼓楼中的集体意识，以及与放鸭融为一体的谈情说爱形成的侗族三宝的文化都与“稻鱼鸭“的生产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文化生产与农耕生产融为一体，包含着诸多天人合一价值观的侗乡稻鱼鸭模式，却在外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中，处在令人担忧的萎缩之中。从20世纪70年代上级政府强制推行海南矮杆水稻、杂交水稻，使传统的糯稻面积萎缩开始，到90年代在打工潮的冲击下，由于劳动力的大量流失，使传统稻鱼鸭种植面积再次大幅萎缩。目前，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地区，传统糯稻种植面积已经缩减到原来的10%到20%，比较偏远地区的糯稻种植面积也只有50%。由于杂交水稻属于矮杆，以及其生长周期与传统的糯稻不同，传统稻鱼鸭生产系统无法继续。取而代之的是使用化肥、农药的单一水稻生产系统。在上千年漫长历史中形成的糯稻种、鱼种与鸭种也面临消失的威胁。

侗乡稻鱼鸭是中国古代传统生态农业的缩影。从中既可以使我们看到许多富有价值的东西，同时从侗乡稻鱼鸭在现代工业化冲击下出现的萎缩，也看到许多令人担忧的东西。在生态文明时代，如何认识与振兴中国传统的农业，实现中国农业在现代文明中的复兴，这个答案不需要外求，就在侗族稻鱼鸭给予我们的启迪中。

10、 重构三江源自然生态保护模式

——关于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2009年8月份， 赴青海省就三江源生态保护进行了调研。在调研期间，走访了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格尔木市郊区的生态移民点，到海拔4700米玉树州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与措池村格日扎西活佛、野牦牛守望队员、保护国际中国项目组、志愿协会负责人，青海省玉树州三江源保护协会秘书长等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不论是保护区村民，还是民间组织，以及地方政府官员，普遍认为生态移民工程有许多需要重新研究与完善的地方。

     一、 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存在问题的反思=

1.无人区的保护理念不符合生态规律，会导致另一种生态关系的失衡。三江源生态环境恶化，与长期以来在人征服自然的理念下，形成的对生态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密切相关。对这种理念的矫正，实施自然生态保护，并不是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平衡点。通过大规模移民形成无人区的保护思路属于极端保护的思路。期望通过大规模移民工程，一劳永逸地来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似不符合生态规律。

三江源的牧场退化确实有人为的过度放牧的因素，但不能因为这个因素，就将牧民从草原彻底迁出来解决。在三江源，藏民从事游牧活动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草原牧民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形成了与草原和谐相处的牧民文化、生活方式与特有游牧方式，而且羊牛群适度对牧草的食啃、排便，也起到了强化与养育牧草的重要作用。此外，牧民适度放牧所占有空间，也形成了牧群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一种均衡。如果让牧民全部退出草原，在短时内可能会减轻草原的压力，有利草原恢复，但许多已有教训证明，从长期看没有牧民的草原，不仅不会成为理想中生态完美的草原，而且会出现另一种退化。

这样的教训已经发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的保护上。负责“内蒙古草原牧区重建合作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主持人，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胡敬萍处长告诉我们：1990年代开始对胡杨林实施禁牧式保护，由于禁牧后胡杨林缺少牧羊的适度啃食，新长起来的小胡杨树与大胡杨树争夺水分，导致大树枯死，小树也长不好。中国科学院人与动物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在阿拉善阿左旗恩格尔乌素嘎查通过禁牧圈起来的生态公益林考察也发生了同样问题。经过几年时间禁牧圈地后，凡是放牧利用的戈壁滩草场普遍比禁牧区的要好。那里的老百姓靠大范围游牧养骆驼，并没有造成草场退化，而且其生活没有想象的那样差，倒是禁牧移民，给他们带来一系列问题和困惑。关于草原退化的原因需要继续研究，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是必须遵循的，这就是草原退化有过度放牧的原因，不等于不能放牧。在三江源和内蒙古的阿拉善当地牧民普遍认为，1980年代的牲畜与牧场承包制度，彻底打破大空间四季轮换的游牧方式，承包后一年四季各种牲畜固定在同一草场上，破坏了牲畜与牧场之间的生态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之前，通过移民工程来解决是一种风险极大的做法。

2.大规模的移民导致一系列很难解决的后遗症。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从农民到市民，这是一个自然晋级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从牧民到市民的生态移民，却是没有经历农民直接向市民的跨越。从牧民到市民的跨越所形成的巨大文明鸿沟，使他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果跨越成功，他们将获得跨越式发展。如果跨越失败，就会掉在文明鸿沟之中，处在既回不到牧民，也变不成市民的痛苦挣扎之中。从目前看，只有极少数牧民可以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绝大多数移民将面临着跨越的失败，成为城市中的难民。

在调查中发现，以奶肉为主的牧民生活方式，在城市中承受着比普通市民更高成本的生活。一个五口之家的移民户，平均每天要吃三斤肉，按现价一斤羊肉16元钱算，每天的肉钱就是48元。加上小孩上学、烧煤、烧气、粮食、副食等各种日常费用，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费约是4千元。要维持5口人一家的生活费全年需要2万元。由于他们无法在城市就业，处在坐吃山空的困境中。在格尔木移民村的土登才让一家6口人，2006年移民时，带来5万存款已经花完。目前已经借债3万元。现在他们夫妇两人都坐在家里没有工作。当问到他们对未来的考虑时，他们说政府为了保护环境，不会不管他们。他们当时移民的最大动机不是为了进城，而是为了让孩子到城市上学。但新一代是否能够如愿以偿融入城市生活，不少家庭感到担忧。原因是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后，城市的享受可能很快就接受了，但与城市孩子竞争的能力却不能很快提高，长期下去，有一些孩子会成为问题孩子。

3.大规模的移民是对几千年形成的具有独特文明与文化价值的藏牧民文化生态的解构与破坏。三江源作为中国水塔需要保护，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在三江源繁衍生息的游牧文化也必须给予尊重与保护。在三江源玉树地区形成的藏牧民文化，对于现代文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首先，这种游牧文化是藏游牧民族的精神家园与生活需求最重要的部分。游牧活动与农业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方式相比较，是一种人类最亲近自然、保留了与自然原生态关系的生产方式。在这样一种独特生产方式中形成的生活模式，是一种对精神与文化的依赖远大于对物质依赖的生活方式。面对浩瀚的天空与草地，形成与自然、动物特有的精神沟通与信仰、人与人淳朴而深厚的情感关系、以及特有的草原歌舞式的娱乐等，这些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已经深深进入到游牧民族的基因中。然而，我们对待这些文化认识的最大误区，就在于我们是按照工业文明的物质化的标准来看待游牧文明的价值。由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对物质依赖远大于对精神需求的工业化社会中，我们依仗文明强势，误以为他们那种缺乏现代物质与技术支持的生活，一定是不幸福、不文明的生活，所以让他们移民到城市社会，就一定会快乐。当我们基于自身文化价值与标准，去看待与改造、提升他们时，是否考虑过，我们在保护自然生态家园时，却从事着解构与破坏着他们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家园的事情。

其次，三江源藏牧民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也包含了现代文明可借鉴的文化价值。在海拔4700米这个特殊环境中遗留下的藏游牧文化是当代人类最稀缺，也最脆弱的文化。这些稀缺的文化不仅不是生态自然保护的障碍，恰恰包含着医治现代文明病诸多有价值的文化元素。我们对三江源的保护，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以牺牲不可逆的游牧文化来保护自然。如果解决不好，还会引发文化的冲突，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对。我们以不差钱的物质文明强势、以物质代替文化来解决文化的问题是一种不恰当的做法。

     二、关于三江源移民问题的若干对策思考

     1.建议对目前正在实施的三江源生态移民工程，要在新思路的指导下组织有关部门与专家，从生态、文化、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评估。国家投资75亿元的三江源保护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既积累了经验，也暴露了存在的问题。三江源的生态移民工程是否进行、如何进行，需要在充分调研、评估的基础上重新决策与选择。

2.走出单一保护的思路与模式，对三江源要实施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双重保护。建议把三江源同时设立为“国家级三江源藏牧文化保护区”。在对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双重保护中，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均衡点，形成新的保护模式。 在调研中发现，“保护国际”在措池村与青海省三江源保护管理局合作进行的“协议保护模式”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做法。2006年9月以来，青海省三江源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与“保护国际”合作在措池村进行的协议保护项目，经过2年的试验，效果很好。协议保护通过整合保护区政府组织、国际环保组织、当地民间环保组织以及保护区内牧民社区等四方面力量组成。措池村开展协议保护项目以来，通过科学家、牧民与当地民间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在措池村形成了以牧民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监测系统；建立了野牦牛、盘羊、白唇鹿、藏羚羊及雪豹五种动物的重点保护小区；确定了降水、草场物候、家畜、野生动物、雪山冰川和气温等七项监测内容，共设立18个野生动物监测小区、一个气温变化监测点、三个野生动物与人的冲突信息收集点。协议保护模式值得研究推广。协议保护模式与目前移民保护模式有三个根本区别：一是协议保护把当地的牧民看成是生态保护主体，尊重与充分发挥牧民文化对保护的积极作用；而移民工程则把牧民看成是生态保护的对立面。二是协议保护是基于机制与文化建设，希望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三是协议保护是由管理局、国际组织、科学家与当地牧民共同参与的多家合作的保护模式，而移民保护模式则是由政府全部包揽的保护。

目前三江源生态保护是一个政府全包、过度强调资金投入与项目工程，带有运动色彩的保护，建议可借鉴协议保护模式的经验，走出政府全包的误区，建立一个以牧民、社会组织、政府与科学家共同参与的有效保护模式；建议在三江源保护投资中，加大用于组织建设、机制建设与监测评估的专项投资。走出政府全包、工程导向的保护思路，探索多元组织参加、机制主导的长效保护模式。

3.把移民投资变成养民、用民、育民的长效投资。具体构想是：对第一代老年人，在尊重他们原有生活方式和保护原有文化的前提下，通过特殊的社会保障金就地养起来，让他们颐养天年。对第二代的青壮年，通过协议保护模式使他们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成为生态保护长期聘用的检测员与保护员。把他们参与保护的工作、收入与减牧相挂钩，也可以设立专项的减牧补贴，通过身份的转换实现减牧。对第三代的青少年，通过高于内地标准的义务教育，使新一代走向社会与未来。总的思路是，通过保障金把第一代人养起来；通过身份转换，把第二代人用起来；通过教育使第三代人走出来。通过此种渐进的方式，最终实现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社区发展的多赢。

4.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三江源保护相适应的新型的保护管理模式。为了使当地政府从产业开发和GDP增长的束缚和压力中解脱出来，把辖区的环境资源的保护作为政府主要职能来对待，要根据保护职能的需要实行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预算制度。保护区政府的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要走出现行的完全与上级政府对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撤销或精简原来的经济发展机构，将其转换为与履行保护职能有关的新机构。围绕履行保护职能，建立对保护区政府独特的绩效考核指标和考核体系。

         注：此文刊登于《学习时报》2010年2月2日。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时红秀教授，青海省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马洪波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邓聿文副编审参与了此文的前期调研和讨论。

11、中国的城市化不能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行政管理改革》2012年第9期

在西方式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导控下，在政府主导运动式的城市化浪潮中，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农村正在经历着被终结的命运。

一、三种力量正在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

（一）在文明形态上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

在文明形态上判处乡村文明的死刑，使其失去存在的时代理由。不论是全覆盖的“拆村建区”的城市化，还是来自某些大城市市域内村庄社区化管理，以及在许多县正在的搞“拆村进城”农民被城市化；不论是主流学者所主张的五年内让农民工终结的城市化，还是各地政府正在编制的、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长的城市化目标，在所有这些理论和行动的背后，都不约而同的包含这样一个逻辑：中国城市化过程就是让中国乡村走向终结的过程。其理论逻辑很简单，首先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有前车可鉴。其次由于中国古代五千年的文明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载体又是农村，而近代以来兴起的工业化载体是城市。所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必然成为农村与农民消亡过程。

（二）在经济发展上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根基

在经济发展上，通过偷梁换柱、釜底抽薪，致使乡村文明失去存在的根基。尽管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东部乡村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已经证明中国农村能够承载工业经济，尽管许多乡村也以其独特的资源和地缘优势发展起来与市场接轨的乡村产业，但是按照目前流行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模式，按照农村现代化就是农业生产规模化、资本化的发展模式，不仅并没有给农村产业发展留下应有位置，脆弱的农村产业还受到了来自政府推动的大资本挤压，还遭受到“拆村进城”导致原有家庭式传统产业丢失的压力。这就是在大规模村改区后形成的三无（无土地、无工作、无社保）新市民。

（三）在文化传承上使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断根

在文化传承上，改变乡村文化传承模式，形成反乡村文化，让乡村文明的文化传承断根。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最具有杀伤力的，就是在全国进行撤点并校的改革。据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0年，国内农村小学数量减少了52.1%，初中数量下降26.19%。有关撤点并校的利弊讨论目前仍在进行中。但撤点并校对乡村教育，最致命的还不是目前讨论的教学质量、寄宿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撤点并校这一做法最致命的后果是正在从根上改变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模式。撤点并校背后的潜台词，是乡村作为愚昧落后文化的载体，不利于下一代的成长。 是从娃娃开始就切断了他们与乡村文化的哺乳关系。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文化第一个老师是他的母亲，另一个老师是他们的乡村生活。让学校离村进城，从小学就开始寄宿离开母亲的教育，很轻易地改变与切断了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通道。

二、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文明与社会发展三条底线

对于上述三种力量推动中国乡村文明终结的趋势，如果以西方式的城市化为参照系，被认为是顺应世界工业化、城市化潮流必然趋势。但是，如果把这个所谓普遍规律的大趋势，与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时，则会发现，这个普遍规律给中国带来的是潜在风险和代价。

(一)终结乡村文明触动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的底线

目前关于城市化规律解释，主要是来自单一经济功能的角度。但是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看当今的城市化，则会发现，城市不仅是经济载体，也是文明与文化传承的载体。在同样城市化进程中，对于具有不同文明历史和文明形态的中国和西方则会发生不同作用。

支撑古罗马、古希腊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古代工商业经济，工商业经济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它的载体是城市。近代以来在西方崛起的工业文明，恰恰是根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工商业文化的基因，在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中被激活,与18世纪工业革命释放巨大物质能量相结合，形成了近代以来改变世界新文明潮流，这就是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工业文明新时代。近代以来工业文明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古罗马、古希腊的文化借助工业化、城市化从西方走向世界的过程。

相反，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由此决定了中国接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社会进行解构和改造过程。但是，无论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明环境进行怎样的改造，都遵循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坚持对西方文化、文明和经济的接纳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最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从毛泽东领导结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虽然因时代不同其变革的内容不同，但均恪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中国特色始终不能丢。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依靠农民、解放农民、让农民受益最大的革命。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也同样是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开始，让农民成为改革最大、最早受益者。中国文明的根在农村，而中国农民则是为文明大树供给营养的根系。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就损害了中华文明的根。

为什么目前中国推进的城市化，却成为引发当今社会摩擦最大、带来问题最多，农民不买账、甚至以死相抗的城市化。就是因为目前城市化没有成为使农民受益的城市化。首先，在法律上，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侵犯了农民起码的居住自由权、农民拥有宅基地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从经济上看，逼赶农民进城的城市化，成为变相掠夺农民利益的城市化。从文化上看，农民被逼进城，文化环境变化，带来心理失衡、导致疾病的代价更是补偿中无法计算的代价。

目前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除了付出上述法律和经济利益上代价外，我们还付出着无法纠正的文明代价。目前这种大规模消灭农村的城镇化运动，本质触动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明载体、文明传承是否中断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化在西方是西方传统文明的传承、放大和世界化，而城市化在中国则面临着中国传统文明传承的断裂。

我们不是简单地排斥城市化，城市文明作为近代以来引领世界主流的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我们需要学习，也有分享的权利。就像我们改革30年引入市场经济一样，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引入市场经济不能突破的底线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城市化也是如此，中国搞城市化底线，就是不能以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为代价。如何建立一个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生共存的城镇化，这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核心所在。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我们不能以终结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为代价，去换取一时GDP指标、暂时的城市化率。那样，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二）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社会安全的底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和修复这个底线的过程。这样一种朝代周期性更替规律，是中世纪的西欧所没有的，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印度也没有。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中国的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目前正在蔓延的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

首先，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2007年前的10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如此快速土地流转背后的推动力不完全是农民的自愿行为，而是地方权力和资本合谋形成的推力。按照目前趋势走下去，将会有一大批农民面临着既失地又失业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作为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中国农民生活保障的底线，将会受巨大冲击。如此下去，土地流转不会向着原先设定的目标发展，而是向着会给中国农民和中国带来巨大风险的方向发展。

其次，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为什么当地政府以市场价格计算置换农民宅基地时，农民不买账、甚至出现了以死相抗。在政府和商人的眼中，它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定价，是可货币化的东西,但在农民的心目根本不是这样。宅基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市场定价，而且有许多价值是无法以货币来衡量的。宅基地是中国农民家族的历史、血脉、情感维系与传承的载体。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和宅基地是他们血脉之根。在这里寄托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这个价值是无法用货币补偿的。此外，让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住楼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居住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短时间的巨变不仅给农民在精神和习惯带来无法补偿的痛苦，还给农民带来生活的成本上升。一个农民融入城市所要付出的精神成本、生活费用等成本，是目前拆迁的土地价格中很难包括的。无论原来的房子如何破旧，原来货币收入如何低，但在老祖宗留下宅基地和承包土地上生活，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主人感和稳定预期。 特别是在目前房价不断攀升和通货膨胀背景下，对于农民而言，进城不是使他们生活更美好地方，而是充满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地方。对于国家而言，以激变的运动方式如此快速大规模推进的农村被城市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安全大堤的破坏和瓦解，触动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

（三）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国民生存的底线

无论是国内主流学者，还是地方官员，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历史的必然。按照这种历史必然的目标定位，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就应当是类似美国那样的，让中国农村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农业，来养育80%城市人的农业。

以美国为参照系统的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位。首先美国的农业产业化满足是农业资本的高效率化，而不需要考虑国内粮食的安全问题。而中国人均只有1.5亩土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满足的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而不是农业资本收益的效率。但是目前大量教训和统计数据证明，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的只是资本产出效率和人均产出效率，不仅没有提高亩产效率，反而下降。中国的经验是如此，美国农业部最新的农业普查也是如此。

中国改革30年的农业发展事实证明，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不仅保留传统的精工细作的传统，也能够有效利用现代机械化和农业技术。不仅创造了亩产高效率，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还成功实现了与市场对接，形成农副业多样化经营。然而对于中国农民以其智慧让小农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新生，不仅没有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反而固执地认定这种小农经济没有前途，因为他们不能做大做强。所以要通过让大资本进入、通过扶持龙头企业来替代这些小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化。

目前以土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为途径，瓦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触动了中国国民生存的底线。将关系到中国国民生存基础的土地经营，交给规模化的大资本是一个极具风险的选择。大资本出于对资本收益的追求，将会把满足资本收益率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把满足粮食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虽然也追求收益，但他们对收益的追求是不同的，农民种地的首要功能要满足自给，其次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多元化经营中，粮食生产是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环节，为了获得其他收益，在粮食收益低时，也要从事粮食生产。这不是理论，而是几十年的事实。尽管几十年来农民种粮食收益很低，甚至亏损，但大多数农民仍然种地，这不是符合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但在中国却存在了几十年。农民对土地耕种是农民情感和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极大的缓冲了农民对土地单一收益的追求。这些因素成为稳定中国农民持续经营土地的主要因素。而农业资本则缺乏这样的因素。

三、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城市化的若干思考与对策

（一）重新认识定位中国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时代价值和功能，从“判处死刑”转向拯救与振兴乡村文明

基于人与自然统一的传统的乡村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本土文化，对于医治与矫正现代工业文明病和大城市病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成熟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乡村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成熟度最高的国家。从工业文明看，古老的乡村文明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是从生态文明时代看，则属于中国走向生态文明过程中难得的文明遗产。

在今天，当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不仅具备了从时代和历史高度认识中国乡村文明价值条件，而且我们也具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振兴中国乡村文明的物质条件。从时代高度看，今天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最大的反哺，不是简单的逼他们进城，而是要在文明形态上，让中国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力。我们要让工业化成为振兴中国乡村文明的物质基础、成为让中国文明走向世界和未来时代阶梯，而不是相反，让来越来越强大的城市文明成为吞噬中国乡村文明的猛虎。

（二）重新认识中国乡村发展新能源优势，把发展乡村新能源上升到振兴中国乡村文明的高度来对待

新能源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乡村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冲击下的边缘化地位。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潮汐能、水能等能源，与传统的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相比是一种分散性、相对均衡分布的能源，有人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新能源。而且越是人口分布分散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新能源这种特性，使农村获得了城市不具备的优势。而且农村使用新能源的优势在当代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和消费的国家。而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除此之外，另一项新能源在中国农村的发展也走在世界前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沼气，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全国沼气用户已有4000万户左右，占全国适宜农户的33%。沼气能源在我国农村分布广泛，潜力很大，凡是有生物的地方都有可能获得制取沼气的原料。因而沼气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建1口10立方米沼气池，年产沼气600立方米，能满足5口之家一年四季的燃柴和照明。农村沼气作为一种绿色能源，还为发展猪沼、果或猪、沼、稻等循经济提供了条件。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能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农村将会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消费的新生力量。

（三）大力推进中国乡村生态产业发展，为中国乡村文明复兴奠定物质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生态经济，以及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时代契机。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从目前发展趋势看，有五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对无公害粮食、有机食品需求迅速增加，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中国乡村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业新的成长点。在毗邻城市的许多乡村的旅游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三是乡村手工业。出于低碳与文化品位需求，具有文化、低碳和人性味含量的手工业品，正在受到城市消费者的青睐。在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地复兴。目前乡村手工业已经成为许多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中国是世界上最具有多样化农业发展的国家。依托各地特色的农副产品形成的生产、加工产业具有很大发展潜力。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我国60％左右的农村人口仍然靠传统的秸杆和薪柴等解决能源问题。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四）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生活方式的价值，从天人合一、低碳化、低成本的乡村幸福生活模式，具有城市生活不可替代的价值

基于天人合一、低碳化、低成本的乡村生活方式为医治工业文明病和大城市病提供了另一种有价值的幸福生活模式。

首先，乡村特有的自给自足的低能耗、低成本消费方式，按照传统工业化理念来衡量，是一种落后的方式，但按照生态文明观来衡量，恰恰是一种值得倡导文明消费方式。鉴于目前食品生产过度工业化、化学化导致的食品安全危机，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向新自给生活方式的回归潮流。进入21世纪以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出现“社区支持农业”的农产品新自给模式。在全美从事新农夫的农场约1．25万个，新农夫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也已经出现。其次，贴近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使农民拥有了城市很难获得的有利身心健康、怡情养心的生态环境财富。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与自然生命和谐相处的乡村生活，越来越成为一种难得的稀缺财富。特别是在农民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在“大城市病”凸显的当今中国，农民享有的这种免费的生态环境则更加珍贵。第三，乡村特有熟人文化环境和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乡土文化，不仅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活化石，而且也是医治工业文明病的最好解药。

我们如此评价乡村的幸福生活模式的价值，绝不等于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否认现代城市化生活的价值。按照生态文明观，我们既不是让中国的古老乡村文明就地定格封存，也不是让城市文明独霸天下。而是探索一种满足人类需求多元化的多元文明并存的新模式。

（五）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从解决“三农问题”上升到新农村建设，这是中央解决农村问题的一个跨越。但是，为了纠正目前对新农村建设认识的偏差，以及在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诸多误区，需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2005年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在本意上并没有鼓励在盲目大拆大建、贪大求洋中把新农村建设变成简单的农村城市化。但新农村建设在许多地方确实变成了一个简单的以新替旧的农村城市化。造成这样一个情况，除了认识误区之外，“新农村”这个过于简单的提法，也容易诱导新农村建设陷入以旧替新的误区。

要遏制新村建设的走偏，需要把新农村建设提法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中国乡村文明建设这个提法将会给新农村赋予以下三个方面的新内涵：首先是对中国乡村文明历史价值肯定。二是全面系统推进乡村建设。文明本身的内涵就是一个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三是乡村文明建设，锁定了中国城市化的方向，不是城市文明替代乡村文明，而是两元文明共存的城市化。